南懷瑾先生的《論語別裁》最大的貢獻，莫過是依我們現代人的曆史現狀，對朱熹為“天理”定下的條款作了調整，在總體思路上他們二人則完全一致，所以南先生仍然是把“做人的道德”放在了第一位。南先生對《論語》的闡解的基本思路是錯誤的，導致了他對每段語錄的解釋都超越不出道德倫理範疇。這對於《論語》的本義來講，不過是更進一步發揮了他的弱點而已。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Δ “止於至善”
朱熹將這一段解為“慎終者，喪盡其禮”。在舊中國，家裏死了人，“慎終追遠”往往是一副挽詞。無疑，這大錯的鑄成是從朱熹開始的。
南先生不同意這個觀點，他的解釋是“一個人要想有好的結果，不如有好的開始”，“真正注意學問的人（做好人的人），對每一件事，在有動機的時候就做好……”
如果按原文，朱熹的解法還有幾分道理，“喪盡其禮”與有子的“孝弟”說，孔子的“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應是相通的，全社會都講孝道，“民德”自然歸於“淳厚”。
南先生的解法雖是新鮮，但“民德歸厚”四字，就沒有著落處了。像南先生說的，每一個人在做事以前，便以“善因”為動機，民德便可能歸厚嗎？
南先生在解釋這段語錄時，還引了兩段西方人的俗語，一是路德的“不擇手段，完成最高道德”，二是西人俗語“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
如果是刻意挑剔，我們可以說南先生是思維混亂。這對一個大學者實是太不恭了，但任何一個稍加細心分析的人，都會發現南先生解《論語》的隨意性太大，連基本的邏輯也不顧。“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與“慎終追遠”風馬牛不相及，與“民德歸厚”更是風馬牛不相及。
李卓吾評《論語》這一段語錄時寫道：
“歸”字可見“厚”是故鄉。今之刻薄小人，俱是流落他鄉之人，可憐，可痛。
藕益是僧人，解儒近佛，他對此段語錄批道：
“厚”，是本性之德，複其本性，故似歸家。
這是《妙法蓮花經》中的“就地還家”說。
還是看曾子本人的說法：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至也，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
什麼是“慎終追遠”？既是“終”“遠”，那是我看不見的嗎？不！實際就是日常生活中最簡單的“好好色，惡惡臭”，實事求是便是“知本”，毋自欺便是“止於至善”，便是“慎終追遠”。大家都能從時代的角色意識中有意識盡可能地跳出來，實事求是，民德自然便歸於“厚”了。如果進一步講，尊重“好好色，惡惡臭”，實是把“宇宙—生命”係統本身給我的“好（hào）”、“惡”（wù）的能力，追終到宇宙本體，尊重“宇宙—生命”係統本體，那我的“好好色、惡惡臭”的行為也必是對宇宙本體的回歸，人們都明白了這一切，民德自然歸“厚”了。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歟？抑與之歟？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歟？
Δ 孔子也是普通人
南先生解先哲思想，永遠脫離不了他強調的做人的道德圈子，解佛是如此，解儒也是如此，對於一位熟讀佛經的老學者，我們不想說什麼，隻是希望南先生不要永遠在“我相”、“人相”中做文章。
南先生認為溫良恭儉讓是對孔子的素描，似乎孔子就是這麼一位聖人。我們請南先生回憶一下，孔子厄於陳蔡時，高呼：“天生德於予，桓其如予何？”有什麼溫良恭儉讓？當弟子們懷疑孔子與南子有染時，孔子大呼冤枉，發誓說如果我真有什麼，便當“天厭之！天厭之！”這也是溫良恭儉讓嗎？
為了照顧一般讀者，我們先將此段譯為漢語：
子禽對子貢問道：“（孔）老夫子每到一個國家，必定要了解那裏的政事，（他這樣做）是為了希望得到什麼，還是希望給予人家什麼呢？”子貢回答道：“（我們的）老夫子憑借溫和、良善、恭敬、節製、謙讓的態度得到了他要得到的，他希望得到的，大概和其他人想得到的沒有什麼不同吧？”
這段語錄的翻譯在不同的教授那裏是不大一樣的，我們對於這方麵的糾纏不多關心，因為差異不太大。
我們這裏要問的是，“溫良恭儉讓”是人們必須達到的一種道德修養，還是一種思想方法？
這是我們和南先生根本分歧的地方。中國五千年的文化，正如南先生所說，大半都在追求這五種東西（溫良恭儉讓），前期和後期卻是大大的不一樣。在前期，溫良恭儉讓隻是人們“致良知”的一種思想方法，其實就是我們前文介紹的，“戒慎恐懼”的正麵運用，以求人們不墮入主觀妄想之中。到了宋以後，這五條便完全脫離了思想方法的範疇，變成了一種君子必須達到的人格修養。結果是造就了一批批呆君子與偽君子。
這一段語錄是很清楚的，子禽問子貢的是，孔夫子急於聞人之政是什麼目的。子貢沒有正麵回答，隻回答了孔子據“以得之”的方法，反過來又問子禽：“你認為孔子是想得什麼？孔子的得與普通人的得有什麼不同？”
溫良恭儉讓隻是人們應該掌握的一種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法，就是要充分保持人們對客觀事物認識的客觀性。正如我們前文所講到的，儒家的文字表述係統充滿了倫理道德的色彩，但目的隻為“明明德”“止於至善”。“戒慎恐懼”個人的由時代角色意識造成的主觀願望幹擾了對客觀事物的認識。
“溫”的反麵是“浮躁”。
“良”的反麵是“惡念貪念為先”。
“恭”的反麵是“好為人師，不知強為知”。
“儉”的反麵是“貪得無厭”、“急功近利”，就是說，研究問題隻是專為達到狹隘的私人目的。
“讓”的反麵是“急於爭搶利益”。
以浮躁的心態，為了先入為主的個人功利，或是專想得到某種利益，或是想以破壞人家的利益的功利目的，去研究人家的“國政”，在研究時，見人家稍有利益便想立即攫為己有，這些都是我們稱之為時代角色意識必然要犯的錯誤，極容易犯的錯誤。以時代角色意識屏蔽了對客觀曆史的正確反映，是不可能對事物的運動變化有一個正確而客觀的認識的，必導致主客觀分離，失敗、痛苦是隨之而來的“報應”。
事實上，這正是我們今日所謂的科學態度，今日任何一個科學家在科研中隻要有成就，都是自然而然做到了“溫良恭儉讓”的。道德，隻有當它和為了“明明德”的思維方式融為一體時，才是可靠的道德。如果不是如此，而隻是一種律己的手段，即便可以成為統治一時的東西，早晚還是會被淘汰的。隨著生命奧秘完全裸露在人類麵前時，人類社會也就沒有什麼道德可言了，那時，真的道德便誕生了。而那時人們並不認為那是道德，而是本能的習慣，便似我們今人走在大街上自動靠右走是一樣的，和我們今日所謂的科研心態是一樣的。
至於孔夫子是不是真的想得到什麼，子貢沒有正麵回答，這是十分巧妙的。李卓吾在批《論語》這段時，有一個絕妙的眉批：“子貢之言巧甚，‘夫子之求之也’二語，不過形容其得之之妙耳。”
這個“妙”，有三層解：一是，如果可以得，孔子也不會拒絕，孔子不是一生都希望到一個國家去主政嗎？二是，具體的功利達到與達不到都沒關係，因為他畢竟有所得，得到了客觀的真實情況；三是，以這種態度生存著，以致自然而然達到一種境界，便是永遠在進行著的生命的審美，就是不斷在“明明德”，審美本身無所謂得，也無所謂無得，這才是真正的“人格修養”。你說孔子是有得還是無得？有得也無得。
孔子是普通人，孔子又不是普通人。
子曰：父在觀其誌，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Δ 望子成龍
這段語錄在曆史上錯解最多。南先生批評了過去人的錯解，以及服喪三年的封建規定。南先生認為這段語錄的真正意思是叫人不要當麵一套，背後一套，要言行一致。
這也算一解，不必過分苛求。
這段語錄和中國的血親文化大有關係。我們都是做過兒子，也做過父親的人，最理解一個父親對兒子的心理。像南先生說的那樣，父母是偷兒，讓兒子也要偷，並且在父親死後，兒子還要接著偷，在中國文化中也許有此特別之例，但也有母親為娼供兒子考狀元的例子。作為中國文化的整體說，怕是這樣的例子多於希望兒子做偷兒的特例。
望子成龍是中國父親的普遍心理。所以，父在觀其成龍之誌，父親死了還要觀其誓要成龍的行為。最少三年之內不能更改父親對自己的要求，可謂是真孝。孔子這是希望一切人都“克己”呀！也就是都去完成自我呀！這便是真孝，因為他複了禮，歸了仁。
真孝，是你自己要自立自強自尊。父母總是無求於子女的，你成功了，便是對父母的大孝。
明人李卓吾批道：“決是有為之言。”怕正是窺見了孔子的這點真血脈。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Δ 中國哲學隻是“人生哲學”嗎？
大師就是大師，南先生比一般講古書的教授們是要高明一些，他已經知道，“禮”首先是一個哲學範疇，這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南先生又說：“中國人真的沒有哲學嗎？有！所有哲學是‘人生哲學’。隻講做人的倫理道德，講做人應該怎樣做。”
南先生同時又憤憤不平地認為，西方人認為我們沒有哲學是不對的，南先生同時還嘲笑西方人的哲學，並問道：“上帝的外婆是誰？”
南先生是東方文化的大師級人物，《論語別裁》又是皇皇大著，這樣說話不嫌粗糙一點嗎？
南先生問西方人：“上帝的外婆是誰？”我們要反問南先生，你所崇尚的那些“做人的道德”的“外婆”又是誰？社會人生中的道德太多太多，蒙昧人有蒙昧人的道德，圖騰時代人有圖騰時代的道德，為什麼孔子要那樣不遺餘力地提倡以“人”為中心的道德？這些各種“道德”名目的“外婆”又是誰？
南先生在《論語別裁》39頁，引《禮記》中的《經解》，以印證孔子的溫良恭儉讓五德正好應五經，但在這以前，又說《禮記》的思想和孔子思想不是一個體係，《禮記》中收存的曾子的《大學》與孔子思想是不一致的。我們真不知該如何適從了。
到了這裏，南先生又明確告訴我們，中國哲學隻是“人生哲學”，“隻是講做人倫理的道理”。我們請問解過《道德經》的南先生，《道德經》是不是也隻是講的“做人倫理的道理”？《道德經》是不是中國哲學？
學者，首先是要嚴肅認真，不能張開嘴想怎麼說就怎麼說，也不管自己是不是前後矛盾，也不管客觀事實是不是如此。
古往今來，曆朝曆代的儒學研究家，隻有南先生一個人，敢把孔子學說局限為隻是“做人倫理”的學問。朱熹特別推崇孔子的正是孔子的倫理學內容，但他也不敢說孔子的學說隻是“人生哲學”，當代學者張岱年先生說得好：“孔子沒有多講天道問題，子貢說：‘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但亦並非完全未講。他說：‘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強調‘行’、‘生’與‘逝’，反映孔子天道觀中包含著辯證因素。”
當代有些哲學家把孔子思想整理為一個公式：“命——禮——仁——知——中庸。”作為學者，這個概括是非常有道理的，絕對是從字麵上深刻研究過孔子學說的結果。這個公式無論如何不是南先生說的“中國哲學就是人生哲學”，“隻講做人倫理的道理”。如果真是如南先生所說，孔子就絕不是什麼不得了的偉大的“聖人”，頂多不過是蘇格拉底式的道德家。
如果我們係統地研究一下東方文化，對儒道釋三家互補研究，你一定會發現他們之間的相通之處，這些相通之處的根本點，我們在“前言”中已經係統論述過，這裏再述其要點。
天、地、人本為一體，是無法剝開的一體，“天人合一”應是“天人本一”。東方文化不去追究是天先於人，還是人先於天，“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自始至終把宇宙與生命一體討論，絕不從哲學角度追究虛妄的宇宙起源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