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Δ 何謂之“德”？
對這段語錄的解釋，南先生沒有完全掉在他一再宣揚的“做人的道德”的圈子裏，這是值得慶幸的。
一般人理解這段語錄，極易用我們今人的語言習慣，把為政以德的“德”解為“道德”、“德性”之類。這便把孔子說得太迂腐了。
毛澤東曾罵宋襄公是蠢豬式的道德，這個故事是人們所熟知的，在與敵人對陣打仗時，還講什麼仁義道德？那不是一頭蠢豬又是什麼？
明朝的最後一位皇帝崇禎，應該說是一位很有德性的皇帝，《明史》對他的“讚”是：“慨然有為，即位之初，沈機獨斷，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又道：“在位十有七年，不邇聲色，憂勤惕勵，殫心治理……”
但對於中國文化來說，崇禎不得稱為有“德”之帝，後人給他的諡號隻是“莊烈帝”。
何謂“德”？
《禮記·聘義》是這樣講的：“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
《易·係辭傳》則更明確地說：“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在儒學中，“德”，本義是“得”。“德”、“得”是不可分離的，但“德”又不隻是“得”。當代一些哲學家把“德”的實際含義分為孔子之前與孔子之後兩類，認為在孔子手中，“德”已經偏向了“品質”、“品德”之類的道德概念了。這是對孔子學說缺乏深入研究的緣故。
在孔子時代，“德”與“道”已經緊密相連了。何謂“道”？在前文我們已反複說過。“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這是治國平天下的根本，“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這種“修身”，這種有“道”與無“道”，其最根本的檢驗在於，其在社會生活中的成功與不成功。成功者稱之為“德”，不成功者不僅不能稱“德”，他那個“道”也是無意義的。東方文化決不能是空談之“道”。
如果用我們今人的觀念去解釋，有“德”與無“德”的標準，是要用千百萬人的整體的社會曆史實踐去檢驗的。關於這一點下文我們會詳談。這裏隻是告訴大家：東方文化所謂的“德”就是《大學》所說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這種“得”才是東方文化所謂的“德”的本義。
真正有“道”者，必有“德”。
許多人讀《孟子》讀偏了，以為孟軻提倡的“仁治”，就是講空洞的道德品質。其實，孟子不過是在孔子之後，進一步高揚了“民本主義”。在那個時代，高揚“民本主義”，正是由於社會需要進一步清除以“鬼神”為中心的生命觀，進一步確立以“人”為中心的生命觀。
“生命觀”已走到這個地步，不符合“生命觀”的進步，就不可能成功，也就無所謂“有德”。後人不理解孔孟所處的時代，把“民本主義”的“仁”，當做了一成不變的東西，尤其是在資本主義萌芽已經在中國露頭的時候，也就是說，社會應從“民本主義”向“民主主義”轉化的時候，還要大講孔孟時代的那個“仁治”，例如清朝的康、雍、乾時代就是如此，那就不能不大大落後於時代了。“康乾盛世”無論如何不能稱之為“盛德之世”，因為曆史告訴我們，“康乾”之時，中國已經開始落後於西方了。
再比如現今的時代，由於世界經濟、政治、文化，尤其是生命科學與信息科學的突飛猛進的發展，一般意義的“民主主義”，已經不再是原來意義上的東西了（不是說它不對）。有些人還要用民主主義重新包裝“儒學”，使之成為“新儒學”，那離東方文化便太遠了，根本不懂孔子關於“損益”的道理。老實說，我們寫這本書的目的就是提醒人們，一般意義上的，西方式的民主主義，已經受到了潛在的卻也是具有根本意義的挑戰，世界文明要進入一個新的否定之否定的偉大過程。“為政”者，如果忽略了這個變化，盲從於一般的“民主主義”，是要犯大錯誤的。
人類現有的生命觀，以“人”為中心的“生命觀”，本身受到了挑戰，圍繞這種“生命觀”形成的全部文化也必然受到挑戰，如何適應一種新的“生命觀”，實在是“為政”者的大課題。
我們不是算命先生，不知道人類即將產生的新的生命觀將會具體導致一種什麼樣的全新的社會觀念、社會文化的變化。但在這時，全麵回應東方文化三大家關於生命的本來麵目的觀點，對社會進步的作用，將會有無法估量的現實意義。
為政者如果這樣思考問題，就是孔子說的“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北鬥星永居北方，它看似是不動的，但由於它適應了現實的變遷，曆史的變化，尤其是新的生命觀的變遷，眾星必然圍繞它的變化而變化。
眾星（民心）自然拱北辰（天心），而天心自我民心，民心自我天心。
中國的古人，早把話說盡了。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Δ 一切皆是“思無邪”
南先生的思維實在是矛盾的，他一方麵說：“人活著就有思想，凡是思想一定有問題，沒有問題就不會有思想。”這種觀點無疑是正確的。但孔子為什麼又會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呢？南先生的回答是：“人的思想一定有問題，不經過文化的教育，不經過嚴正的教育，不會走上正道，所以他（孔子）說整理三百篇的宗旨，就為了‘思無邪’。”
到底是“詩三百”本身已是“思無邪”？還是為了“思無邪”，孔子才整理詩三百的？
南先生又說：“從事政治碰到人生煩惱，西方人就付諸宗教，中國過去不專談宗教，人人有詩的修養，詩的情感就是宗教的情感，不管有什麼無法化解的煩惱，自己作兩句詩，就發泄了，把情感發揮了（也就完了）。”
這樣說來，東方西方的人類說到底是要靠“精神勝利法”來克服煩惱的？！
南先生的第一個觀點，是漢唐宋明以至清代，幾乎所有的經學大師解這段語錄所持有的觀念。我們現代人已經看不到這些大師們解《詩經》的本子了，那真是不堪入目。連“關關雎鳩”這樣的句子，也可以解成生硬僵化的禮教。好似《詩經》無一處不是在點化、教化人們如何遵從禮教。好在這樣的解本，早被扔進曆史的垃圾堆了，我們現代人再也看不到這類腐儒的胡說八道了。
南先生，我們可以準確地給你說，“詩三百”本身就是思無邪。男女偷情是“思無邪”，七月流火也是“思無邪”，“詩三百”中的一切內容都是“思無邪”。經孔子編定過的詩是“思無邪”，沒有被編入的詩，也並不是由於它們思有邪，隻不過文字粗糙一些，沒有被編入的精致而已。我們這樣說是有證據的，那就是孔子自己說過的，“無友不如己者”；也就是子貢稱讚孔子的，他講求的是“溫良恭儉讓”。對於一個真正達到了“溫良恭儉讓”的人來說，那就隻能是“無友不如己者”，一切流傳的詩，都是“思無邪”。詩，並不需要人們以“正”與“邪”的標準去加以判斷。
在人類思維中有一個重大的誤區，那就是喜歡用個人的主觀好惡，以定真善美、假惡醜的標準，而且從不願把進入了自我意識的一切現象，當成一個完整的辯證統一的宇宙生命曆史流程。這樣的結果隻能是使自己陷入生命的誤區。你認為是真善美的東西，並不會因為你的認為而永存；你認為是假惡醜的東西，也不會因為你的否定而消失。結果是，人們永遠停留在生命誤區中煩惱著、痛苦著、無奈著。
當你說別人的詩是思有邪時，首先是你自己思有邪了。如果你把一切生活現象包括它的升華——詩，都當成是宇宙生命係統的自然的曆史的生命流程在你的意識中的顯現，你就會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這樣，一切詩，一切生活現象，對於你，都是審美，都是思無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