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先生對這一切的解悟似乎是淺了一些，他局限在個體人自身，而忽略了個體人與“天命”的溝通，即與“真我”的溝通，也就是與社會曆史的全麵溝通。事實上是不知“真我”是什麼。人與社會曆史的全麵溝通本身，便是“真我”的顯現過程哪！
今天的人類怕是正在從“而立之年”向“不惑之年”邁進，自孔子至二十世紀末正是人類的“而立之年”，在這一段曆史時期，人類為了自立於宇宙之中，不被外界的“鬼神”所左右，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這代價實是無代價，除了一代代人演出的活劇如過眼煙雲一樣散去之外，這宇宙、這世界又少了什麼呢？）人們隻要回憶一下貝多芬的那些血氣方剛的交響樂，便可領會到在“而立之年”的人類，是怎樣的豪邁、奔放、自信。進入二十一世紀，人類將進入“不惑之年”。今天人類的根本之“惑”是生命之惑。當人類通過科學技術的進步，不再在“生物”與“生命”之間畫上一絕對的等號時，人類的“生命之惑”便會初步得以解除了。
南先生你明白這個道理嗎？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禦，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子遊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Δ 一切為了“人”
我們把這四段“問孝”的語錄集在一起，隻是為了節省篇幅。這四段的具體解釋，在任何一本解《論語》的書中都可找到，雖然各有差異，但差異不大。我們倒是希望大家好好讀讀南先生對這四段語錄的串講，似乎會得到更多的啟發。
南先生是比較了解中國社會的，他說到了中國人在很長一段曆史時期提倡以“孝”治天下的原因。他認為這和中國是一個曆史悠久的農業宗法製國家有關，這無疑是對的。這一點在前文我們也反複講過，這裏不重複。
南先生也講到了康熙時代，“孝”已經淪落為一種統治手段，這也是事實。但是，南先生沒有把這些觀點放在生命觀運動的曆史長河中去思考，好似康熙以“孝”為迷惑人的統治工具，隻是他個人的政治品質問題。
關於孔孟為什麼會提倡“仁孝”的曆史淵源，前文我們已經講了許多，主要是為了掃清以鬼神為中心的生命觀的影響。這一點在唐太宗時代表現得最突出最明顯。唐太宗一生抵製宗教活動對政權的侵蝕，最重要的武器便是這個“孝”字。《西遊記》中說唐太宗如何信佛如何支持玄奘，將他封為“禦弟”，那隻是小說家言，不可取信。
到了明代中期，也就是西方文藝複興大張其幟的時候，遠在東方的中國不是沒有反應，更沒有外乎這個潮流，甚至可以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大家隻要稍微了解一下明代中晚期的社會思潮及大量的文學藝術作品，就會了知中國也是經曆了一場文藝複興熱的，隻不過中國人不知古希臘文化，不存在複興不複興的問題，也沒有“文藝複興”這個提法。但高揚人性、張揚人的欲望的合理性，在明代的中晚期，不比西方人鬧得差。小說方麵有《金瓶梅》、“三言二拍”等巨著問世；戲劇方麵，湯顯祖的《牡丹亭》及其“四夢”，決不次於英人莎士比亞；尤其是民間“花部戲”的崛起，湧現出了大量的高揚人性、張揚人的欲望的作品，如《白蛇傳》、《梁祝》諸作品，都可以說是一時的傑作。更重要的是，此時的中國出現了王陽明哲學對朱熹哲學的反動，為人性的高揚、為反對腐朽的封建道德提供了哲學依據。這是同時期的西方人望塵莫及的。
人們，我們實在該想一想：公元前五百年前後，東方也好，西方也好，為什麼會一起湧現出那麼多的偉大人物？他們一致的目標都是要把人類從以鬼神為中心的文化中拉出來，以確立“人”在文化中的地位。
無獨有偶，進入十四世紀前後，東方、西方又同時出現了具有現代意義的人文主義思潮！
這是為什麼？是不是有一個一致的“生命觀”問題？我們提出這個命題，僅供仁人誌士去探討。
如果你真明白了東方文化關於生命的本來麵目的觀點，也就不會奇怪這種曆史的偶合了。
太陽照在地球上，如果地球不是圓的，大家見到的應該是一樣的，是魚肚白都是魚肚白，是旭日東升都是旭日東升。
中國的第一次文藝複興，被清王朝撲滅了。作為中國南方的資本主義萌芽突出代表的紡織業，淪落為皇商的江寧織造；康熙大帝也舉起以“孝”治天下的大旗，利用僵化了的孔孟之道，遲滯了中國的發展。這個時刻，還把“孝”推出來作為政綱，本身就是曆史的反動。因為孔子提倡“孝”，是為了抵製鬼神文化的，在明代中晚期，這已經沒有必要了，再強調這一套反而是倒退。
南先生講了那麼多曆史常識，卻一點也不具備曆史觀念、曆史意識，這實在是個大遺憾。
南先生在《論語別裁》中大講，“孝道的精神絕對是對的”，我們真不知他的依據是什麼。南先生大概沒想到，再過上二三十年，“父母”、“子女”這樣一些基本的倫理概念是否就是今人理解的這樣，那還是不一定的事。到那時，孝道的精神“絕對是對的”嗎？
這裏需要說明一點，“孝”作為道德，在人類社會是必須的，但不見得要永遠把它作為人類文化的中心，這是不可能的。熟讀佛經的佛學大師南懷瑾先生難道不知，這個“孝”字，隻是在“我相”、“人相”中做文章嗎？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Δ 此與“臣道”無關
這一段本來不需多講，不論是宋儒，還是今人，都講得很清楚：孔子與顏回一談就是一天，顏回從來不發表相反的意見，好像是個傻子，沒有自己的頭腦。事情過後，孔子退到自己的家裏，細細品察顏回的內心世界，發覺在顏回不違背自己的那些語言中，有許多是有他的獨特的發現的。顏回呀，他一點也不傻呀！
南先生藝高人膽大，竟然可以把這說成是講“臣道”：對領導的話，回答都是“是、是、是！”回來以後，再對領導的話，“省其私，亦足以再加發揮，能夠擴而充之，這才是事業的好幹部”。
先不管是孔子“退而省其私”，還是顏回“退而省其私”，這都不是十分重要的。關鍵是一個串解原文的人，不能為了自己的觀點，非把這講成是“臣道”不可。南先生這樣講，不就是為了證明自己關於《論語》是有嚴整的篇章結構的觀點是對的嗎？
南先生，你離我們這個時代太遠了，離孔子也是太遠了。孔子的偉大就在於他時時“慮下人”，善於從自己的弟子的言談舉止中得到啟發，這得益於他始終在考察自己的“心”，不讓自己的心被“師”這個角色意識所屏蔽。
對於東方文化來講，這種“自省”並不是什麼重要的東西，但卻是識透了生命的本來麵目的入手處。
我們在解《論語》時，反複講儒門弟子是如何“明明德”的，即如何識透生命的本來麵目的，但我們並不希望大家都去模仿古人。我們比古人幸運，生命的本來麵目在漫長的曆史演變過程中，不斷地自然而然地展露著自己的麵孔，隻要好好留心一下曆史，留心一下世界的發展大勢，並不需要像古人那樣苦苦去修心，也是可以明白的。
明白了，也就行了，不要刻意去“用”，那樣反而會畫蛇添足。明白了，忘了，更好。隨順了曆史的文化觀念，不明白什麼是生命的本來麵目，也未必會犯什麼大錯。像南先生那樣，讓我們盡信古人的書本，反而要犯大錯，不過這錯對於生命也是必然，也是對的。
這種思維辯證法，正是我們希望人們真正掌握的。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