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都說孔子的忠孝說是維護封建統治的，其實正是你自己不懂曆史。等級社會不是想反就能反掉的。“文化大革命”的初衷不就是為了反官僚主義嗎？不就是怕一部分人再成為黨內資產階級嗎？人們以為發動民眾造反便可一舉奏效，誰知反而捅了流氓無產者這個大馬蜂窩，最後不僅未達預期的目的，反而導致十年大動亂。在孔子當時，完全否定等級製度，隻是幻想。但孔子主張君主要對臣以禮，役民以時，恰是合於時宜的民本主義觀念。
合曆史本身，就是合“禮”。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Δ 這是本來之意
凡解此段者，無不強調“適度”，似乎孔子又給我們提出了一個什麼原則、標準。其實孔子這是非常簡單的一句話。這就是說，孔子這個具體人，觀《關雎》，欣賞《關雎》以後，說出的個人體會。孔子不想給什麼人立標準。他可以是在讀“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時，產生“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感覺，也可以產生別的感覺。一千個觀眾可以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審美趣味無爭議。
南先生你還給我們講哪門子“合乎中道”？
至此時，我可以不客氣地說，南先生大半是東方文化的門外客。他講了那麼多，東方文化於他，莫過是道德加功夫。以“善護念”修道德，以修特異功夫轉變色身（肉身），求長生不老之類，這些東西在東方文化中不僅是末流小技，而且是害人不淺的毒瘤。
在東方文化看來，宇宙是一個巨大的整體，一個運動變化無常的整體。宇宙的物質存在與生命的精神存在是同步同體的，根本無法分開。生命精神不同於宇宙物質的地方，隻是生命可以使宇宙“明”。但是，凡“明”的，皆是宇宙物質能量自身的運動，生命本身無所謂動也無所謂不動。假設將生命的“明”僅作反映功能講，他的“動”與萬物的“動”是同步同體不可分的。說到底，我們怎麼也無法將二者分開，所以隻好用現代術語，稱其為“宇宙—生命”係統。這個係統是一個不可分的整體，但他又必須通過個體人的“心”表現出來。心者，眼耳鼻舌身意也。個體人心對“宇宙—生命”係統的反映，永遠隻能是折光的，這便有了人心與人心的差異。這個差異本身就是“天理”。南先生希望通過善護念的道德和修功夫的轉肉身，把人心與人心的差異抹平，並且完全統一，這就不得不立起一係列的“知見”，即一係列的標準、原則，這些標準、原則如果用人文主義的表述符號，就是倫理道德教條。這種做法本身就是逆天而行的妄想。
是不是不要道德、倫理、標準、原則？不是。這一點在前文我們已經說明，在“人化自然”、“自然人化”的每一個階段，由於不同的生命觀，自然會出現一些各式各樣的道德、倫理、標準、原則，這些東西自然而然在人們的意識行為中起作用，也就是“天理”，但它們仍隻是一時的過眼煙雲，不可能成為永恒的東西。人的意識依這些東西，產生的審美感覺的差異也是很大的，不可能有什麼統一性。
永恒的隻是運動著變化著的“宇宙—生命”係統本身。
修身者無身可修，隻是直心道場。正是由於此，孔子才會有下列觀念：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後氏以鬆，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成事”、“遂事”、“既往”都是“逝者如斯夫”，何說？何諫？何咎？
既然是這樣，我們為什麼還要把孔子一時欣賞詩的話當做什麼“做人的標準”？這不是活見鬼嗎？
但也不是完全不要標準、原則、道德……思之，思之……
子曰：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
隻是由於周朝吸取了前代的長處，越來越文明了。所以“吾從周”。這是說，我要發揮周監二代越來越文明的傳統。
除了文明的進步，再無其他準則。
好一個活潑潑的孔丘！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
然則管仲知禮乎？
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Δ 語言文字的尷尬
在南先生的眼中，這段語錄莫過是求全責備賢者，莫過是講禮、講儉。
這確實是怪不得南先生，也怪不得孔子。這是一種曆史的尷尬，一種曆史造成的語言文字的尷尬。
“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春秋時代極偉大的政治家、改革家，後人偽托他的名字編成的《管子》，雖說是以政治為主，但卻是無所不包，土壤、曆法、農業、天文、生產、消費、交易、分配……在當時人的知識範圍內凡可言及的，幾乎都言到了。我們雖不必認為《管子》一書便是管仲親作，但後人能依托他的名字，可見他的學識才能絕非一般。我國自他以後的名相，無不是以“管仲”自許的，由此可見他在中國史上的影響。孔子一生強調治國平天下，管仲應是治國平天下的典範。事實上，孔子在許多地方也是極力為管仲辯護的。
既然如此，孔子在這裏為什麼還要如此貶謫他呢？
由此可見，孔子從自己整個的思想體係來說，並不以管仲為然。正如前文我們反複說過的，孔子強調實踐，強調修、齊、治、平，但這種社會實踐必須是以“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為前提的，管仲顯然沒有達到這個境界。所以，孔子會說：“管仲氣量太小了。”
從這裏我們也可以看到，要真正理解儒學以及整個東方文化，非有一個包天括地的心量不可。
氣量小和“儉”和“禮”有直接的關係嗎？這是許多解此段語錄的人不太注意的地方，包括南先生，他隻是說，孔子這樣說，是認為管仲沒有達到“王道”。“王道”與“器量（氣量、心量）”也沒有絕對的邏輯關係呀。
這裏的奧妙在於“或曰”二字上。“或曰”，就是“有人說”、“大家說”的意思，而不是指明他的哪個嫡傳弟子說的。由此可知，這不是真懂了孔子體係的人在問話。這些人大半應該也是“儒”，這些以為人操辦儀式為生的人，並不明白孔子說話的完整意思，而是依自己的習慣發問。他們要問的也莫過是當時“儒”們的一些口頭禪。
比如今日，有一位思想家無限感歎中國馬上要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思想家的本意是，中國終於全麵進入了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了，這對一個長期閉關鎖國的國家來說，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將對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麵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而一些自認為是知識分子的人，不知自己氣量太小，還要認為自己可以與這位思想家對話，便隨口提出：“那股市該如何？”“那汽車行業該如何？”思想家知道，給這些人講也無用，隻好隨方就圓，回答他們那些具體而時髦的問題。
“儉”、“禮”這些概念，在當時的“儒”中，應是十分時髦的概念。
於是，孔子也不得不隨著雙方的話語，舉出管仲的一係列“劣跡”，如管宅中“三歸堂”的建立，齊國官員們不兼職，管家門前豎了影壁，還設了隻有諸侯才可設的反坫之台等等。
其實孔子的弟子們也曾就這些類似的瑣事評論過管仲，但孔子都作了明確的辯護（參看《論語·憲問》）。由此可見，孔子在這裏吹毛求疵說了管仲這麼多，不過是想說明“管仲之器小哉”。
我以為，像南先生這樣的通家，應是可以看出這“語境”的矛盾的，但他沒有。為什麼？他認為《大學》不是孔子的思想，在他心目中，孔子莫過是個道德教育家。這樣，南先生現在向人們傳授的一切，便是合了“聖人之道”了。他就必得抓一切機會大講道德。
南先生錯解孔子的關鍵地方就在這裏，他以為孔子隻是平白無故地提倡“禮、樂”，為禮樂而禮樂，為仁義而仁義。而且在今天對於我們這個有著數千年文明的國家的現實來說，（依南先生的見解，中國文明是從冰河期以前的一個文明來的，許多氣功師大半以南先生的話為依據，說地球已有無數次的文明期了。我們以為，即便這一切都是可能的，但又何補於今日呢？難道我們還想看到地球上的文明再一次滅亡嗎？！）最重要的仍然還是如孔子那樣重新提倡“禮樂”、“道德”，孔子那時提倡的樂禮仁義全是萬古不移的天理。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嚐不得見也。從者見之。
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孔子是怎樣一個“木鐸”呢？孔子講的那些“禮樂”、“道德”我們皆應不折不扣地拿過來嗎？但是，君不見孔子對前世的“禮樂”、“道德”也是有損益的呀！起碼孔子在禮樂方麵，是盡除了禮樂原有的圖騰神秘色彩，不再如前人那樣把“禮樂”當成一種禱天的降神術了。孔子完全是以人間的審美語言來評述一切“禮樂”的。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也，未盡善也。
如果考證一番，古魯樂也好，《韶》也好，《武》也好，在成樂的當時，皆應是有一定的圖騰意義的“禮樂”。
《禮記·禮運》說：“夫禮，必本於天，於地，列於鬼神。”而孔子則主張“節事天地之神”。隻對祖先“祭之以禮”。
孔子最偉大的貢獻便在於，他將在中國曆史上流傳了無數時代的“列於鬼神”的“禮樂”，全麵轉向了人間，成為“為人”的東西。人間的禮樂，人間的審美，人間的文明，化野蠻為文明，化腐朽為神奇，大哉！孔聖。這一切在儒家的一係列著作中表現得太明顯了。
孔子為那個時代的人層層解黏去縛，後人卻又把他說的一切變成了刀、繩、鎖，成了“閹”中國後人的工具！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Δ 不要再從孔子向後退了
“居上不寬”是這一段話的核心。中國文化一直沒有形成西方中世紀那樣的黑暗的時代，和孔子的這一思想有直接的關係。這是不用我再說了的。
為什麼中國文化在上古時代就有這麼偉大的進步？這實是大多數學者頭痛的問題。尤其是本書一再強調，東方文化的最根本特征是東方人首先識透了生命的本來麵目，看破了“神”，也看破了“人”。這樣，中國文化在孔子及孔子之前，便開始了全麵的“人間化”。中國人對於鬼神為中心的圖騰文化，不是采取全盤否定的態度，而是對其進行了力所能及的全麵改造，使圖騰文化更具有“人間”色彩。
如果一直向上追溯，中國上古文化，雖然沒有脫離、也不可能完全脫離鬼神為中心的生命觀，但畢竟人文色彩極濃。比如殷人崇鬼大半主要是“家鬼”、“祖宗鬼”。我們如果把中國南北兩地的古文化對比一下，更可以看出黃河文化從古以來都是明顯向“人”傾斜的，這大概與中國在極其久遠的曆史上，以血親為基礎的村社文化已經在黃河流域普遍存在有關。一個家族隻要團結起來，其農業生產總是相對穩定的。在這樣的基礎上，血親關係衍生出的文化道德必然深入人心，成為黃河流域華夏人的一種廣泛的心理定勢。正好是這個原因，中國人一走出鬼神文化，便可以直接進入民本主義的人文中心的生命觀。而我們今日所謂的“傳統文化”，它的直接譜係好似應以孔子的儒家文化為源頭，但實際上是以村社文化為源頭的。
理解了這個曆史根源，對孔子在這段語錄中提出的三個重點，也就完全明白了。
父寬子孝，追憶先祖，互相禮敬，應是村社文化最理想的倫理原則。
孔子可以從村社文化上升為深刻的生命哲學及民本主義精神，我們卻要從孔子退卻到道德教條！
哀哉，學者大師！偉哉，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