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大背景下，人，個體人，有幾個能不犯錯誤的呢？正是這錯誤，使我們看到了“仁”的未來，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光明的未來。
所以，孔子會大聲疾呼：
“朝聞道，夕死可矣！”
一個人僅僅是內心世界有所謂的道德修養，能說出這樣的話嗎？
不識自己生命本體，是不會有真正的無私無畏的。
正是由於此：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義之與比”，即自己的一切活動與“止於至善”的“道”相密切。
君子對於天下事情，不問它是否適合個人的願望，絕不輕易否定什麼，肯定什麼，隻看它這些行為是怎樣和“止於至善”的道義相連的。
至於說到自己，該發財，也不會因為怕汙了君子的清白而不去發財。該受窮，也不會因為怕有皮肉之苦而畏懼。必要時，安樂享受要，舍生忘死也要，隻要合於道，我別無選擇。
這樣，我活的便是“至善”，我和“至善”就是一體，我即至善，至善即我。我擔心的不是自己是否清高，是否墮落，而是自己是否合於“至善”。“至善”便是我的生命，“至善”本來就是我的生命的本來麵目。我的肉體可以死，我的名譽可以流芳百世，也可以遺臭萬年，但“至善”不會死。“至善”隻能是永遠流芳，在流芳中遺臭，在遺臭中流芳。
人類沒有自己的前途，“至善”的前途就是人類的前途。“至善”的終極目標，隻有一個，即“人化自然”、“自然人化”。原來，在“宇宙—生命”係統中，起主導作用的是物質性的宇宙。最後，宇宙還是宇宙，但精神性的生命會主宰了宇宙，這便是東方文化所說的“光明普照”、“佛光普照”，這是不以個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宇宙根本規律。但人們應該知道，生命在還沒有真正明白自己的本來麵目之時，是不可能真正征服宇宙的。你本來就是宇宙全體，怎麼不可能征服宇宙？但你現在還不知道自己就是宇宙全體，還沒有這份自信，還在鼠目寸光，還在畏首畏尾，還在搖擺懷疑，這一切可以被許多聰明頭腦所識破，但終極是要在生命征服宇宙的社會實踐過程中，逐漸被所有的人們所了知的。比如：
今日，生命科學就是要告訴你“生”、“死”本來是一場遊戲，一場鬧劇，二者之間本來就沒有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死”，從來都是不能被最後證實的。隻有淺薄的人才會相信“死”的真實存在。此時，你該幹什麼？是去利用生命科學的成果，去滿足你長生不老的妄想欲望？還是因此而相信“止於至善”者本來無死，也本來無生呢？如果人類真的都明白了東方文化的生死觀、生命觀，我們的生命科學家還會擔心生命科學的負麵作用嗎？
生命科學的發展、進步是不可阻攔的，生命的本來麵目的秘密，會越來越清晰地展露在人們麵前。
人們，請記住，什麼叫“止於至善”，即止於“宇宙—生命”係統本身，這個係統中，以其自然特性，生命原來是以“隱在”的形式包含在物質性的宇宙中，自生命以“顯在”的形式展現出來之後，便有了宇宙的“明”。宇宙中的這個“明德”，不到完全照亮宇宙全體之時，不會終極自己的使命。這是不以個人意誌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什麼力量也無法違拗於它的存在與發展變化，更無法脫離它。人類的曆史，作為生命的最完美的載體的人類的曆史，就是“明德”在“宇宙—生命”係統中不斷占據統治地位的過程。佛家所謂的“普度眾生”，道家所謂的“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儒家所謂“泛愛眾”，都是指著這個說的。
無人，無以為“明”；無明，無以為宇宙。無宇宙，無以為“生”；無生，無以為人；無人，無以為“明”……好一個雙抱合的上升螺旋（也無所謂上升下降）。
這便是東方文化的世界模式圖，天人一體的世界模式圖。
去氧核糖核酸，不正是一個雙抱合的螺旋嗎？
人們，你還不明了你的生命的本來麵目嗎？
“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不到此，你是不會真懂孔子與儒家的。
南先生卻偏要說《大學》不是孔子思想。
“君子之於天下也”，不正是“止於至善”嗎？“義之與比”，不正是“止於至善”嗎？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子曰：放（仿）於利而行，多怨。
子曰：士誌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Δ 莫被“眼花”遮了明德
解這幾段語錄，不用去多管南先生是如何說的，他是道德專家。在他那裏，利與德是絕對對立的，孔子這些話如果不和前麵的話聯係起來講，正好作了他的觀點的注腳。
在東方文化中，有三個概念是很有意思的，即“利”、“德”、“道”。這三個概念本身應是人們一眼便看明白了的，不用多解釋。
“利”，人的生存、安全利益需求。
“德”，人的社交、尊重需求。
“道”，人的自我實現需求。
需求理論在西方當代心理學、社會學中是非常時髦的，我們不去評價這些學說的優劣，隻是利用這些理論來說明東方文化的一些基本觀念。
美國人馬斯洛，將人的需求分為五個層次依次組成金字塔形，在底部的是每一個人都必須有的需求，越往上的需求，越是屬於少數人的。
如果對應為儒家的利、德、道，那麼利，即生存需求和安全需求；德，莫過是社交與自尊需求。自我實現需求，在西方文化中實指“人們希望完成與自己的能力相稱的工作，使潛能得以充分發揮，如音樂家必須演奏音樂，畫家必須畫畫……這才會給他最大的快樂”。如果以東方文化說，人的生命功能亦是自我實現需求，這是無限的，直至包天括地，認識自己的明德，及產生明德的全部宇宙，從而隨順宇宙，以致主宰宇宙。西方文化的自我實現是人的由先天決定的愛好與欲望，東方文化的自我實現，指的是本無“自我”，我即天，我即地，我即宇宙。從曆史的發展看，每個人都會死，但“我”賴以存在的那個生命是不死的，他隨著曆史的演進成為宇宙的主宰。生命本體的曆史實現，才是真正的“自我”實現。
說清了東方文化的“自我實現”，再來看孔子的上述語錄，便知孔子不是單就道德說的。君子，在儒家學說，隻指明了道的人；小人，指不明道或不想明道的人。二者的區別，一是隻為這肉身自我，一是為真正自我的生命的本來麵目。
人，隻能把個人利益當成是宇宙—生命流程中的一個過客，個人利益隻是生命企圖主宰宇宙的過程中的一個腳印，利、德隻有融入“道”，才是真實的存在，否則便是虛妄的幻想。
但，不是不要利與德，無利無德也就沒有“道”，隻是不能因“利”與“德”，忘了“道”。
生命的誤區在於，眼前花亂墜，誤了至善緣，一花障目，不見明德。
小人與君子就在這其中區分。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乎，如禮何？
Δ 南老，弄懂原意再作解
孔子這段語錄的意思是很清楚的，曆代學者幾乎沒有太大的異議，這段話的本意是：
“能以禮讓傳遞國家政權者，（自然會合於禮）這樣的國家治理起來有何困難呢？如果你得到政權卻沒有以禮讓為手段，你還能用禮讓來治理這個國家？你能把禮當成什麼東西呢？”
南先生實在是道教的好弟子。借著“禮讓”二字大講一番所謂的道家思想，好似堯舜禹都是道家弟子，伯夷叔齊也是道家弟子。
我們能說什麼呢？老子的思想真是可以“用”的嗎？如果是教授學者們如是說，我們不會說什麼，你認為能用，你便去用吧，也沒有什麼對與錯。但對於一位修煉有成的大師級人物南懷瑾先生，他也說《道德經》可以運“用”，我們便真不知說什麼好了。如果《道德經》真是如某個物理學化學學的公式定義一樣有實用價值，老子也不會如黃鶴一般，一去不複返了。
南先生還要說：“中國幾千年來的曆史事實，每當撥亂反正的時候，都是道家的人物，用道家的思想來完成大業的。等到天下太平了，才由儒家人物出來大講治平之道。”
可不是嘛，周代有薑太公，漢代有張良，蜀國有諸葛亮，唐代有李淳風、袁天罡，宋代有陳摶老祖，元代有邱處機，明代有劉伯溫、宋獻策，清代呢？中國的曆史便是由這樣一些人撥亂反正的？！
東方文化永遠不具體規定“用”的原則與方法，尤其是老子特別強調這一點，釋迦關於“用”的許多議論，隻是導你入門的一些手段，以及滿足某些有心理偏見的人的“黃葉止啼法”。孔子談“用”，隻是針對人類走出鬼神為中心的生命觀之後的一些提示，以及他自己心“行”的一些直觀體會。
東方文化說到底，隻是個“明白”。一個人一旦明白了生命的本來麵目，自然而然會改變自己的行為，在改變的過程中，也沒有什麼必須遵循的原則。
南先生筆下那一批在中國曆史上“撥亂反正”的人物，說到底，大半是一些術士，或是沾染了術士氣的人，其對中國文化的貢獻負麵影響多於正麵的。中國人是人類史上第一個走出以鬼神為中心的生命觀的民族，但查一查中國的曆史，以鬼神為內涵的神道設教，即所謂的邪教一直沒有真正絕跡。在一定的時候，他們在社會生活中還有著重大的影響，其原因之一便是有這樣一些儒冠道袍者在其中興風作浪。正是這些術士，幾次令中國文化差一點倒退到了圖騰時代，如元、清兩朝宮廷中發生的那些軼事便是明證。我們不否定上述術士有一定的文明水平，不同於邪教魔頭，但其骨子裏對“術”的崇尚，給中國文化造成的負作用是不可估量的。這些人一旦和流氓無產者結成同盟，社會的大動亂便會立即產生。
南先生大講這些人的功成身退，這和中國古代史發生過的、儒家提倡的“禮讓”根本不是一回事。
說句實實在在的話，不管南懷瑾自己如何說，也不管社會上的人對他如何看，在我係統研究了他的著作之後，可以明確地說，他一不是佛家，二不是儒家，三不是道家，而是一個地地道道的道教徒。
南懷瑾的失誤不是在個別問題上解錯了東方文化，而是從總體上講，對東方文化大半不通。
“禮讓”與“功成身退”能是一個概念嗎？能互相類比嗎？
堯舜的“禮讓”精神，體現了中國上古時代的某種人文主義的民主精神，是政權的一種和平的有秩序的交接行為，嚴格講應是中國上古時代的一種“文明”。我們現在還沒有足夠的資料說清這種“禮讓”的具體內容。孔子看重的隻是他的“文明”，孔子希望這種文明精神能永遠延續。這和後來的一些術士明哲保身的“功成身退”，根本不是一回事，堯舜禪讓是功成身退嗎？南先生以這些術士的明哲保身類比古人的“禮讓”，是概念的混亂，以這種術士作風對比西方現代文化的進取精神，更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大家認真看一下我們在後麵對《堯曰第二十》的解釋，更會明白上古的“禮讓”與術士們的“功成身退”有天壤之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