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電話鈴響起。
司令官拿起活筒，裏麵傳來很客氣的聲音：
：“桂公嗎？（鄭洞國，字桂庭）我是楊治興。剛才曾軍長給我打來電話，要我轉告您，60軍已經決定起義了，但他說決不向您開第一槍，希望您帶頭率領大家舉行反蔣起義。您看怎麼辦？”
楊治興，就是同新7軍軍長李鴻和副軍長史說關係很密切的天津《民國日報》的記者。鄭洞國腦子裏立刻閃現一個瘦高個青年記者形象。他心裏煩躁極了，想不到這種時候，這個楊記者也來湊熱鬧。
電話裏傳來楊治興的聲音：“桂公啊！值此關鍵時刻，您可要盡快拿定主意啊！請多保重。”
“我知道了。”鄭洞國淡淡地說了一句，便無力地放下了話筒。
鄭洞國心裏明白，60軍起義已無法挽回了。
天放亮了，可鄭洞國的心裏，還罩在黑夜的陰暗裏。
軍副參謀長楊友梅、省政府秘書長崔垂言、長春市市長尚傳道等人來到司令官住所。當聽到60軍起義的確實消息後，崔尚等人萬分震驚，找司令官商討對策。
秘書忽報，60軍一名軍官前來送信，聲言要親自麵交鄭司令長官。
“請他進來！”鄭洞國說著擺了一下手。
來人正是奉曾澤生之命送信的新聞處長。
新聞處長向鄭洞國立正敬禮，說道：特奉命為曾軍長送一封信，言畢雙手將信送到鄭洞國麵前。
鄭洞國抽出信一看，果然是曾澤生寫給他的字跡工整的親筆信。
看過信後的鄭洞國，心情十分複雜。曾信言辭懇切，道理明晰。他不能不暗自承認信中所述具是實情實理。自己在國民黨內做事多年，對國民黨內日甚一日的腐敗現象也曾憂慮和不安。近幾年在戰場上，同共產黨打了不少交道，從各方麵了解到共產黨的許多優長，共產黨人清廉，作風踏實，為老百姓著想，深受人民擁護，軍隊中官兵團結，打仗有辦法等著實令人欽佩。但此刻要同曾澤生“斷然起義，共襄義舉”，他無論如何還做不到。自己跟隨蔣委員長多年，多重關係將他們緊緊地係在一起：在黃埔軍校時，蔣是鄭的校長，在軍隊中他是最高統帥，在國民黨內他是領袖。作為他多年的親信將領的鄭洞國，一向受器重，45歲官至中將司令官，食高薪俸祿，對於這種“知遇”之恩，鄭洞國無時不刻骨銘心，他唯恐在此關頭因臨陣起義而落下個“賣主求榮”的千古罵名，故寧願死心塌地對抗到底。
想到這裏，他把曾澤生的信放在桌上，冷冷地說：“信我留下，就恕不作複了。請你回去轉告曾軍長，他要起義，請他自己考慮。要我和他一路，我不能幹！”
新聞處長退出司令官邸，回營複命。
屋內幾個人傳閱著曾澤生的信。
崔垂言看完信後說：“桂公，我考慮再做做挽回的工作。請您再同曾軍長通一次電話，請他同意我們派人去同他麵談一次。”
鄭洞國通過電話征得曾澤生的同意，即指定楊友梅、崔垂言和尚傳道為兵團司令官的代表，立刻去同曾澤生麵談。
清晨，新聞處長回到軍指揮所，向曾軍長報告：“將信送給鄭洞國本人，他們正在開會，一片亂糟糟的。”接著，又把鄭洞國的原話複述一遍。
“他不幹，我們照樣幹！”曾澤生果絕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