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工頭製度從1880年代南部意大利人開始大批遷美起，大約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為止，一直廣泛地存在著。這種製度不僅應用到美籍意大利人的身上，而且也在某種程度上應用到從南歐和東歐來的其他移民身上。在19世紀末，包工頭們控製著紐約全部勞工的2/3。約在同時期的芝加哥，有1/5強的意大利人在為某個包工頭幹活。費城的工頭們在該市招攬意大利人到周圍的農業區去充當季節工。在包工頭製度下，白手起家的意大利移民得以擴散到全美各地，與其同胞一道生活和工作，文化上相互熟悉，並通常於積蓄了按當時標準算是一筆可觀的錢財時返回故國。也有不少人就在首次充當契約勞工的地方安家落戶，在當地建立起美籍意大利人的社區。這些社區至今仍存在於奧馬哈、錫拉丘茲、紐瓦克和底特律等城市。
在某些意大利移民中，父母將讓自己的孩子跟著包工頭當學徒，包工頭就將這些孩子送到鄉下去勞動，或讓他們在城市裏當報童、小販，或在馬路上演奏樂器，掙幾個小錢。
由於雇主或司法當局對包工頭承辦的各種合同很少或沒有進行監督，又由於勞工對美國通行的房租標準、旅費開支或工資所得的利息減免根本不了解，包工頭時常都撈得肥肥的。包工頭一般是些強悍而貪婪的領頭人，身上帶有武器，也可能會有其他武裝分子的支持，以便保護其在勞工身上預先支付的這筆投資。有的甚至對沒有完成預定任務的勞工——不管成人或兒童——施以肉刑。由於本身也有意大利南部的背景（時常和他們手下的工人來自同一省份），這些包工頭們知道，工人是不會去當局告發自己遭到的任何欺詐或淩辱的，更不用說組織起來與他們作對了。不過，這種製度還是受到了改革派人士的注意，引起他們的警覺，於是掀起一場運動，堅決要將其根除之，並得到意大利政府和美國當局的支持。這些努力基本上是失敗折。盡管通過了禁止勞工承包製度的法律，意大利移民卻很少承認他們是出了錢才找到工作的。他們對包工頭製度利弊得失的衡量，顯然與改革家們的衡量大不相同。雖然改革派的努力沒有能阻止包工頭製度的存在，但它卻被時代所逐漸淘汰。隨著美籍意大利人日趨熟悉所在國的語言和文化，有本領去自謀職業，能適應美國的工作環境，包工頭提供的那些方便對他們就越來越沒有什麼價值了。20世紀初，這個製度很快就消亡了，但其殘留的痕跡直到1930年代仍然存在，主要體現在年齡較大的工人當中。
社會組織：
在美國和南部意大利一樣，家庭對於意大利人來說，是壓倒一切的關鍵組織。確實，家庭幾乎是能夠要求人們效忠的唯一組織。
宗教並不是與家庭爭奪忠誠的強大對手。盡管大部分意大利移民都是天主教徒，但天主教堂在意大利對他們並沒有強大的約束力，意大利普遍存在反對教會官僚的氣氛，而由愛爾蘭人把持的美國天主教與他們的關係就更加疏遠了。在南部意大利，教堂的祈禱禮儀很少有人參加，除非逢到聖誕節、複活節等重大節日。在美國，意大利裔天主教徒給教會的捐款，按人頭計，隻相當於波蘭裔、愛爾蘭裔或德裔天主教徒的5——10%。愛爾蘭人和南部意大利人時常在天主教教義的觀念上發生衝突。南部意大利人的宗教觀念不那麼刻板，節日禮儀偏重熱鬧，注重對守護神和聖母瑪麗亞的崇奉，而不拘泥於意識形態上的正統性，對聖餐或念珠祈禱也不在乎。
正如南部意大利文化的其他內容一樣，宗教是高度個人化的。沒有幾個意大利人願去當教士的，而在由愛爾蘭人操縱的美國天主教內部，意大利裔教士也極少有升遷的機會。在移民代，意大利人子女極少在教區學校上學。這些學校即便設在意大利移民街區，也由愛爾蘭裔修女來掌管，正如教堂一般都控製在愛爾蘭人手裏是一樣的。譬如在芝加哥，意大利裔的學齡兒童在教區學校就讀的尚不到5%，而在紐約，意大利人的子女入公立學校的人數是入教區學校人數的7倍，相比之下，愛爾蘭人子女在公立學校讀書的和在教區學校讀書的人數，大致是相等的。用意大利文出版的報紙公開鼓勵不要到教區學校去讀書，理由是宗教教育應當在家庭裏進行。
某些愛爾蘭裔神職人員甚至對意大利民族表示反感。有個人就宣稱：“意大利人不如我們聰穎。”有的教士在布道台上稱意大利人為“黑不溜秋的”，叫他們到後排與黑人坐在一起。意大利移民也與許多公立或私立的慈善組織保持著距離。這又是南部意大利價值觀念的反映。自立感使意大利人恥於向別人求援，有了冤枉不求助於警察為之伸張正義，遇到困難也不求慈善機關以苟全。在這兩種情況下，意大利人寧可自謀出路。意大利移民的男子，倘若是單身，即便餓著肚子也是“找到任何工作都願幹”。隻有在家眷遷來之後，他們才會在走投無路時去求助慈善機構，以免老婆孩子跟著受罪。意大利移民全家人被迫接受慈善施舍之日，也就是他們到了“奄奄一息，貧病交迫”之時。此種對施舍堅辭不受的態度，隨著時代的前進似曾有所改變，特別是在大蕭條的1930年代實施大規模救濟計劃的時候。但就是在今天，美籍意大利人仍保持著這一與眾不同的特點。
在一個嶄新的經濟和社會環境裏，意大利移民易遭不幸。出於自衛的目的，他們組織起互助會。互助會根據其成員在祖國的村籍和省籍而不知凡幾，山頭林立。這種狀況亦見諸於阿根廷的意大利移民當中。在19世紀末期的阿根廷，僅布宜諾斯艾利斯一地就有20個這樣的互助組織。在芝加哥，意大利人的這種互助會在1910年有400個。在同期的紐約，意大利人的這種互助會則多達2，000個。他們從未能合並起來，成為一個為全體美籍意大利人服務的互助總會。不管怎麼說，這些互助會總算是一種高出南部意大利共濟範圍的合作形式，在那裏，像這種承擔家庭之外義務的做法，可謂是聞所未聞的。一位研究意大利社會的知名學者曾經指出：“要在南部意大利找到英文裏‘社區’一詞的同義語是困難的。”甚至在意大利南部的犯罪集團也是以家庭為中心來展開，後來到了美國仍是如此。
和包工頭製度一樣，美籍意大利人的互助會可算是向現代意義上的組織——一種由陌生人所組成的社會結構，該結構自身所界定的宗旨使這些陌生人聚集到一起——邁進了一步。通用汽車公司、紅十字會、政治運動、工會或體協等等，都是這種意義上的組織。南部意大利人一般尚未締造過此種意義上的組織。他們的那些團體都是由彼此已經熟識的人組成的，一般來說，相互之間或者有血緣關係，或者有教父教子關係，或者（像在美國）有來自同一省份的同籍關係。但是，要把陌生人組織起來進行大規模的互助合作，不管是在意大利或者在美國，對於南部意大利人也來說，那都是困難的。在南部意大利，正式的組織通常都是由外部力量建立起來的，這種外部力量就是意大利政府或羅馬天主教教會。全國範圍內的美籍意大利人的組織，其形成的時間一般要比其他種族的全國性組織形成的時間要晚，而且通常也根本不像猶太人的布內—布裏茨反誹謗同盟（B’naiB’rith）或黑人的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ACP）那樣進行著有效的活動。
意大利移民積極參與其他人所創造的工會，並在組成美國服裝工人協會時發揮過作用，但總的來說，他們建立的組織極少。甚至在為共同的目的而采取聯合行動時，他們也打個人的小算盤，對不屬於本家或本地的陌生人信不過。意大利人的這種作風，在南部意大利以及在現代美國，都可以看得出來。
犯罪和暴力：
作為一個移民種族，意大利人的犯罪率是偏低的，而且他們所犯的罪一般都屬賭博、鬥毆之類，而非盜竊、詐騙或武裝搶劫一類的職業犯罪活動。19世紀的意大利移民，曾被描繪為“誠實不亞於魯莽”的人，就是說，別人不招惹他們，他們一般是安分守己的；比起別人來，他們不太會“捅婁子”。他們不像愛爾蘭人那樣動不動就吵打得不亦樂乎，打架對南部意大利人來說，是件了不得的大事。意大利移民身上常常帶一把刀或一杆槍，誰敢攻擊他們，那是要冒生命危險的。有人認為，他們在19世紀大批遷入移民居住地段之後，那裏的打鬥事件就減少了。在愛爾蘭人稱霸於移民集居的貧民窟時，無端毆打陌生人或向過路人行竊，乃屬司空見慣的事，然而一旦碰上陌生人是個不肯讓步而又手持尖刀的意大利人時，搞這類欺侮行人的小動作就十分危險了。
職業性的犯罪活動在南部意大利已是一門高度發達的藝術，特別是在黑手黨的老巢西西裏。大多數意大利移民並不參與這類活動，雖然他們也遭到連累，被無辜地打上黑手黨的，豈不知他們自身就是黑手黨的主要受害者。在美國，有組織的犯罪活動，此時尚未發展到後來在禁酒運動時那樣的猖獗程度。更何況，在意大利移民來美的那段時期，美國有組織犯罪的頭子大多是愛爾蘭人和猶太人。各移民種族依來美的時序而在職業和居住區方麵帶有繼承關係，這後來也體現在有組織的犯罪上。
意大利人也和其他移民種族一樣，較高的犯罪率都發生在第二代人，而不在第一代人中間。在紐約市，美籍意大利人的犯罪率在兩代人之間增加了一倍。
格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意大利移民當中，有一項特定的罪孽是不存在的。1890年一項調查發現，在紐約或費城，幾乎沒有“意大利妓女”。正如美籍意大利人生活中的其他許許多多現象一樣，這一點同樣反映出南部意大利的社會風氣和價值觀念。
意大利移民的後代：
隨著時間的推移，意大利人的不少價值觀念和行為模式，都在美國的環境下發生了變化，但仍有一些原封不動地保留了下來。與其他移民種族一樣，學校裏灌輸的是美國的價值和方式，孩子們由於在兩個世界裏長大，也就講兩種語言，體現兩種文化。這固然有利於他們向上流動，卻也在家庭裏造成兩代人之間的衝突，而且也時常造成個人內心的矛盾。
家庭依然具有壓倒一切的影響，仍是忠誠的歸宿。離婚、分居或拋棄妻室，在意大利人當中仍屬罕見，這與早先的愛爾蘭人或20世紀的黑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居家樸實無誇也仍舊是美籍意大利人的風尚。此外，意大利人的家庭大體上也還是父親說了算，盡管在日常生活中，具體的事多由母親作主，包括如何支配丈夫掙得的大部分收入。
在敘述美籍意大利人的發展史時，人們容易忘記這部曆史的代價。約瑟夫·羅普裏阿托曾令人信服地描述過意大利人的苦楚：“憤怒的愛爾蘭人；傲慢而又驚慌的‘美國人’；貪得無厭而又詭計多端的包工頭；不可靠的職業；逃不脫的工傷事故；在老板的大聲嗬斥之下，從早到晚彎腰低頭，掄動鐵鍬幹個沒完；帶有侮辱種族色彩的玩笑和髒話；貧民窟鬥室之內的惡心氣味；子女生病；孩子放學回家後希望知道為什麼做個‘熱那亞人’是不好的……”等等，意大利人什麼痛心的事都碰到過。
教育：
美籍意大利人對接受正規教育是很遲疑的，認為它威脅到家庭的價值觀念，並使孩子失去就業的機會，無法找工作賺點錢來貼補家用，在經濟上劃不來。不管是在美國還是在意大利，意大利人都高度重視實用知識，但正規教育卻被認為是不實用的。在意大利南部，對於遷居美國的那些階層的人們來說，正規教育確實是不實用的，從來美的第一代移民所從事的那些職業來看，正規教育的實用性也不怎麼明顯。在那時候，他們所能找到的工作機會根本就超出了他們的經驗或領會的範圍。《教父》一書的作者馬裏奧·普佐本人就是意大利移民的第二代，他曾說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