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戰之後，主要是來自美國傳教協會的一些北方白人，遷移到南方去創辦學校，以便使新近才獲得自由的奴隸的子女能受到教育。他們在不到10年的時間內，就辦起了1，000多所學校，並向南方派來了2，000多名教員。在內戰後的50年中，北方各界為黑人教育大約捐助了5，700萬美元，黑人自己另外又捐獻了2，400萬美元。在內戰結束之初的年代裏，自由民事務署是資助黑人教育的主要財東，該署在1865-1870年間，為此大約花費了350萬美元。相比之下，南方黑人開辦的公立學校教育卻進展很慢，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方麵的進展尤其如此。美國第一所公立的黑人中學1870年創辦於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巴爾的摩一所公立黑人中學是1892年創辦的，在新奧爾良是1916年，亞特蘭大是1924年。在農業地區，黑人受教育的情況一直大為落後，及至1911年，農村還有那麼多的地區根本就沒有黑人兒童的學校，致使慈善家朱利葉斯·羅森瓦爾德慷慨解囊，創辦了一個基金會，專門在南方資助黑人學校的建立。嗣後20年內，朱利葉斯·羅森瓦爾德基金會拿出400多萬美元進行資助，使50，000多所黑人學校得以建立起來。當1932年朱利葉斯·羅森瓦爾德去世時，1/4以上的美國黑人兒童正在他所讚助建立起來的學校裏讀書。
直到1916年，在公立中學就讀的黑人學童才在數量上相等於在私立中學就讀的黑人學童。甚至南方各州開始為黑人建立公立學校之後，在1913年至1932年間，其建設經費約有1/3是由朱利葉斯。羅森瓦爾德基金會和黑人自己拿出小額捐款平均負擔的。總的說來，南方各州用於黑人教育所開支的款項隻相當於他們用於白人學生教育款項的一個小小的零頭罷了。而且這種局麵也並沒有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必然得到改觀。南方每一個州為公立中學的黑人學生和白人學生按人頭所作出的預算撥款，在1910年的差距甚至還大於1900年的差距。
內戰後，在那些由美國傳教協會建立的學校裏75%的教員是女性。而這些女性又有75%的人是未婚或獨身的。這就是那些被描繪的“古板”、“嚴厲”但卻富於獻身精神的“新英格蘭夫人教員”。這些和黑人孩子在一起的白人教員受到南方本地白人的某種敵視和排斥，有的甚至遭到威嚇、毆打和謀殺。他們的黑人學生不僅缺乏受教育的準備或觀念，而且經常無故曠課、遲到、失信、撒謊、行竊。在戰後早期，教員平均在南方隻呆3年就離開了。但是就在他（她）們奠定的基礎上形成了黑人的教育事業，其後世世代代的黑人無不以感激和崇敬的心情緬懷當初這段時光。後來的各位黑人領袖，從W·E·B·杜波伊斯到布克·T。華盛頓，都對這些傳教士老師的無私工作交口稱譽，讚揚他（她）們為造就美國黑人的一個知識階層立下了汗馬功勞。杜波伊斯稱此為“美國曆史上一件最美好的事”。而瑪麗·麥克裏奧德高度稱許“那些可愛而神聖的老師們，在我特別需要別人給以耐心和寬容時，他們是那樣地不怕花時間，又是那樣的耐心。”
在高等教育方麵，第一位獲學院文憑的黑人於1828年畢業於緬因州鮑多恩學院，第一位獲學院文憑的黑人婦女1862年畢業於俄亥俄州的奧柏林學院，第一位獲哈佛大學學位的黑人畢業於1870年，1896年被哈佛大學授予博士學位的第一位黑人是W·E·B·杜波伊斯。在整個19世紀黑人獲學院和大學學位的總數不到2，000人。
內戰結束後不久，就有許多黑人學院和大學由美國傳教協會以及各黑人宗教團體建立起來，聯邦政府也在首都華盛頓為黑人建立了霍華德大學。不過許多黑人“學院”在其主要課程真正地達到學院水平之前，多年來實際上講授的都是學院預科的教材。這些學院在開初因為極端缺乏受過足夠教育並足以擔當學院一級師資隊伍的黑人，所以在實質上都是些為黑人學生開辦而由白人掌管的學院。
領袖人物：
內戰後，美國黑人當中受教育的程度和文化適應的水平最高的成員，當屬那些戰前就是“自由的有色人”。直到20世紀，他們（及其後代）為黑色人種提供了為數頗多的領袖人物。但布克·T·華盛頓是個顯著的例外。正如其他內部存在文化差別的種族一樣，黑人領袖人物和他們所代表的黑人民眾之間的關係，顯然也一直是愛憎兼具的。在那些文化差別最大的地方如在新奧爾良闊綽的屬克裏奧耳（Creole）血統的“自由的有色人”和剛剛獲得自由的黑人之間愛憎兼具的情緒也最強烈。1860年在新奧爾良市“自由的有色人”的男性有近85%是工匠、專業人員或企業主。新奧爾良市戰前的“有色的自由人”家庭約有1/3擁有奴隸，戰時這些克裏奧耳人有3，000名參加了邦聯軍隊。內戰剛結束時，這些人煞費苦心將自己與新近獲得自由的黑人區分開來，不願與之混同。他們抗拒“把我們降格到野蠻退化的奴隸行列”的做法，並譴責那些“將剛獲自由的黑人與我們這些才智發達的民眾混為一談”的人士。不過，既然在法律和社會上被降到了比白人低一等的地位，反倒給了這些克裏奧耳人以爭取政治平等的刺激力量——但目標集中在對他們生存至關緊要的那些方麵，而不管這些方麵是否對其他黑人民眾也是最迫切的。例如，克裏奧爾人就曾反對創辦“南方大學”，為黑人提供急不可待的教育，理由是這所大學代表了一種種族分離的原則，而他們這些混血的精英分子對此最為反感。這種意識形態上的目標和講究實際的目標二者之間的衝突，後來就成了黑人領袖之間進行無休止內部鬥爭的根源，典型地表現在W·E·B·杜波伊斯和布克·T·華盛頓二人之間。從社會上來看，克裏奧耳人直到20世紀都一直與其他黑人保持著涇渭分明的界限。傑出的爵士鋼琴家傑利·羅爾·莫頓就因與普通的黑人混在一起而被他的克裏奧耳裔祖母攆出家門，正式斷絕了祖孫關係。
新奧爾良的情況是一種普遍存在趨勢的極端例子。1803年的路易斯安那購買使新奧爾良成了美國領土的一部分，該市此前在曆史上原屬於拉美式奴隸社會。這一點恰可解釋為什麼那兒會有著盎格魯撒克遜人統治的奴隸社會裏聞所未聞的許多非同尋常的社會模式（包括黑人擁有奴隸這種現象）。存在子美國比較一般的狀況是，黑人分為普通大眾和膚色較淺的精英分子這兩部分，而在政治上、經濟上和社會上起領導作用的人物多來自後者。黑人大眾的民俗文化——聖歌、爵士音樂和方言等——遭到仰慕美國白人文化中那些更具貴族品味成分的黑人精英分子的貶斥。黑人內部的膚色差別構成了社會鴻溝，築起這道鴻溝的不是別人，其中有不少正是那些當初領導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起來鏟除由白人構築起的鴻溝的人士。這明顯是一種自相矛盾的現象。但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將此視為黑人精英企圖借此打進以往單純因膚色關係而被拒絕加入的美國整體精英階層，那又是合乎邏輯的。但黑人精英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在道義上和政治上講得通，立論必須符合民主的原理，符合他們作為整個黑人種族代表的身份。
第一位獲得舉國承認的黑人領袖人物是弗雷德裏克·道格拉斯。他是個逃跑掉的奴隸，早在內戰許多年之前就是個自由人了，他善於把後來使得黑人領導層分裂的對立因素結合在一起。在戰前戰後，他都是個不知疲倦的著作家、演說家和政治領袖。道格拉斯氣宇軒昂，言詞犀利，其奮鬥目標既有現實性，又有原則性為廢除奴隸製度而戰，為全麵的人權而戰，為促成黑人的自助精神而戰。在南方重建時代，道格拉斯長期為之奮鬥的平等和進步幾乎很有可能成為現實，但是1877年的妥協法案、淩辱歧視和私刑拷打等趨勢的抬頭，致使美國的黑人到1895年2月道格拉斯去世時，再次陷入曆史上最低落的暗淡時期之一。
就在道格拉斯去世的那年，突然又湧現出一位新的黑人領袖，他就是布克·T·華盛頓。華盛頓生下來就是個奴隸，但《解放黑奴宣言》使這個孩子成了自由人。他受盡艱辛終於獲得了教育，並在後來成為一名教員。1881年，他主持在亞拉巴馬州新創辦的塔斯克基學院。1895年9月，他在亞特蘭大世界博覽上發表了一篇講演，獲得舉國一致的讚揚，並開始了黑人領袖的生涯。華盛頓敦促南方黑人在南方開辟自己的道路——“就地把你們的水桶扔下”——並呼籲南方較為開明的白人在實際而共同關心的問題上與黑人攜手合作，不管這兩大種族在社會上是如何界限分明。他說：“在一切社會性事務上，我們能像五個手指那樣各自分離，而在一切對於雙方共同進步有關鍵意義的事情上，我們也能像一雙手那樣”。他的這個講演受到黑人和白人同樣的歡迎。因他的亞特蘭大講演而向他發來賀信的人當中，就有後來成了他的對手的W·E·B·杜波伊斯。
在這樣的一個到處充滿對黑人的歧視，白人非法恐怖活動猖獗及非法謀害黑人盛行的時期，布克·T·華盛頓倡導的並不是一套新的目標，而隻是給現有的目標按輕重緩急重新安排了優先次序。在他看來，全國多數黑人精英分子一心從事的政治鬥爭，對於最南部幾個州裏那些被剝奪了公民權因而處境險惡的黑人大眾來說，完全是徒勞無益的。他認為，燃眉之急是滿足“我們黑人的實際需要並改善我們黑人的狀態”，辦法就是獲得基本的技能和訓練——不僅提高職業技能，而且還要“學會洗澡，怎樣愛護自己的牙齒和衣服”。塔斯克基學院看重開導學生關心那些最基本最實用的東西：工作習慣、衛生、品行等。該校的宗旨，正如一位教員所言，是“促成多數人的進步，而非提高少數人的特殊文化”。這也是華盛頓總的社會和政治哲學的要義。他宣稱，“單靠政府活動”並不能拯救黑人於倒懸，因為在投票箱的背後，黑人必須有財產、勤奮、技能、節儉、才智和品行等等。
華盛頓從一開始就表明了他的願望：“法律所賦予的一切特權，我們都應享受”，應當實現自由的“普選”。法律在實施時，“對黑白兩大種族應絕對一視同仁”。但在公開場合，他極少就此發表長篇大論。而在私下，他曾支持並資助聯邦法院向歧視黑人的法律提出挑戰，並在幕後竭力設法對關係到黑人的政治決策施加正麵影響。但是華盛頓的公開言論和教育活動，其著眼點乃在促進黑人民眾的經濟進步和品德養成。盡管為這個目標耗盡了畢生的心思才力，他並不認為這就是黑人為之奮鬥的終極目標，而隻認為這是個“為造就成功的黑人律師、國會議員和音樂教員鋪平道路”的必要曆史階段。
華盛頓的思路基本上是從黑人的實際情況出發的，而W·E·B，杜波伊斯則在20世紀初年以他所謂的美國“有才華的十分之一的代言人而嶄露頭角。杜波伊斯是自由混血人，獲得博士學位。杜波伊斯在教育上強調文科，而不像華盛頓那樣看重職業教育；他在政治上則強調保持不懈的壓力，以盡早爭取到全麵的人權。他是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創始人之其實他們兩人的分歧隻在側重點上，而不在原則上。兩人都認識到，廣大黑人民眾——僅是脫離了奴隸製苦海的第二代人——需要取得技能和訓練，以便在美國複雜的現代經濟環境中走上成功之路。兩人也都認識到，黑色人種當中的那一小部分已有準備並有能力獲得更高水平教育的人，實有必要接受這樣的教育。二人的追隨者積怨甚深，後來終於鬧得不可開交，這不是他們在側重點上細微差別所能解釋清楚的，問題恐怕還是他們在人格上和社會上的差別。黑人精英視布克·T·華盛頓為下層黑人——田間奴隸勞工後代——的一個代言人。杜波伊斯創立的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至少在其開初階段乃是黑人精英分子的專有組織，某些下層黑人曾稱它為”全國若幹人士協進會（theNationalAssociationofCertainPeople）。
盡管黑人領袖之間存在著內訌，但雙方都做出了很大的成績。雙方麵前也還有更多的事情要做。
大遷徒：
早在內戰之前很久，南方農業地區的黑人就開始向城市和北方遷徒了。戰前那些“自由的有色人”，到1860年就已在城市化方麵超過了白色人種，其人口流動的大體方向是朝著東北部地區，而奴隸的移動方向則朝著西南部地區。直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至少有90%的黑人生活在美國南部，然而，“自由的有色人”的分布在戰前就己經是南北各半，而且就是在南方內部的“自由的有色人”也多數集中在諸如皮德蒙特這樣較為開明的地區。
黑人向城市和北方流動的趨勢，在內戰之後的時期仍在繼續，雖然在規模上相對小了一些。南方許多城市的黑人人口，在1850-1890年間有所增加，但黑人在內戰剛告結束的時期，離開南方的並不很多。後來就開始了大規模的人口外流。
1890年代黑人遷徒到東北部和中西部地區的數量，超過了1880年代的兩倍。遷離南方的人數其後一直保持在1890年的水平上，並持續到20世紀的頭十年。1910年代翻了一番，1920年幾乎又幾乎翻了一番。這種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其數量堪與曆史上曆次國際大移民相比。1920年代共有75萬以上的黑人離開了南方，這筆黑人從南方出走，從數量之大和時間選擇來看，有許多原因。舉如19世紀末南方種族關係日趨惡化，同期北方種族關係有所改善，南方由於棉鈴蔓延而出現經濟蕭條，以及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時動員而是就業機會增動，加上戰爭而使外國移民來美急劇下降，從而減少了就業競爭，等等。誠如多數大遷徙——在國內遷徙和國際間遷徙——一樣，參與這次人口流動大潮的也主要是那些年富力強的人。在1920年代，差不多有半數年紀在15歲到34歲之間的佐治亞州。南方的高出生率直到1960年一直是南方的黑人數量上保持增長，盡管住在南方的所有黑人在比例上一直在下降。
黑人紛紛離開南方農業地區，其所產生的曆史後果，一如這次遷徙的規模一樣，是巨大的。北方眾多的黑人貧民窟，就是這次人口大搬遷時期開始形成的。紐約的哈萊姆是這批貧民窟當中的第一個，也是最有名的一個，這裏的大多數居民直到1910年仍然還是白人。更為重要的一點是，住在北方大多數城市黑人社區的居民，其生活狀況在這次人口大遷徙之前與大遷徙之後，以是今非昔比了。
內戰之前，甚至在美國獨立戰爭之前，北方早就有為數不多的自由黑人生活在一些城市裏。這些黑人當中雖說也有些個別人士頗有名氣，亦有發家生財之道，但多數人都是工人階級，沒有什麼特殊的專業技能或社會地位。由於當時北方主動讓奴隸獲釋，又由於有奴隸從南方逃過來，北方自由黑人的數量就不斷地增多，從而使一般的白人民眾，特別又是立法官員們日益強烈地感覺到這些人的存在，對他們所抱的敵意也越來越嚴重。歧視性法律和規矩隨之抬頭，黑人兒童被拒之於學校大門外，黑人成年人也不得與白人一樣使用公共設施。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也由於這些小規模的黑人社區日趨適應主流文化，此種束縛自由黑人手腳的法規也就逐漸有所鬆動，並且在19世紀行將結束的時候，這些自由黑人甚至可說在職業方麵踏上了一個小小的新台階。
到1860年，波士頓的黑人就職業而言，並不像愛爾蘭人混得那麼糟糕；在紐約，黑人侍者在1880年代拿到的工薪則高出愛爾蘭裔侍者。晚近至1895年，在紐約克羅頓水庫工地上幹活的黑人勞工，拿到的工薪也比意大利工人要高。紐約黑人一般都有雖不顯赫但卻也頗為受人器重的職業，如理發師、侍者或技術工匠等。很少有人是一無專長的體力勞動者，多數人比剛從國外前來本市的大批白人移民的處境要好。雅各布·萊伊斯在其研究紐約的論著中，W·E·B·杜波伊斯在其研究費城的論著中，都曾提到這批黑人境遇的總體改善狀況。
19世紀行將結束的時候，居住區的隔離狀況，在程度上既不像以前那麼糟糕，也不像後來再次出現的那麼嚴重。在紐約市，某些街區住的黑人很多，另一些街區住的黑人則很少，但沒有哪個街區住的是清一色的黑人。底特律早在l860年就沒有哪個街區住的黑人居民能占到50%的，而芝加哥晚近至1910年也仍有2/3以上的黑人民眾居住在白人居民占多數的街區裏。同樣，在費城和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當時尚未形成後來出現的那種住房方麵的種族隔離現象。北方城市裏的黑人獲得了更多的機會去使用公共設施，參加投票，並在更廣闊的範圍內發揮社會作用。在費城，黑人開設的飲食服務店也是一流的。在底特律，黑人內科醫生和牙醫的顧客主要是白人。在密歇根州，黑人政治家在主要是由白人選民構成的選區裏得以當選公職。在芝加哥，對於黑人和白人之間建立起生意和社交關係，並無非議，甚至連相互通婚的都有。總而言之，在北方城市社區，19世紀的最後25年代表著“一個史無前例的種族友善和結合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