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族差異：
在各個種族之間，最引人注目的差異，也許就是他們對待求知和自我提高的態度。猶太人抓住美國的學校、圖書館和公益機構不放，其毅力和決心是其他任何種族都不能與之相比擬的。他們不僅拚命擠進公立學校，而且（在勞累一整天之後）連成人夜校也不放過。他們還不惜以微薄的收入買票去聽講座，並紛紛向公立圖書館借閱主體嚴肅的書籍，以豐富自己的學識。即便如此，《猶太日遞》報還責怪他們做得不夠。當時和猶太人處在類似生活和工作狀況下的意大利移民則恰恰相反。在所有的美國人當中，對公立學校最為反感，對公立圖書館最沒有興趣，對公益機構最存疑心的，就是意大利移民。這兩個種族在美國的任何遭遇，都無法解釋他們這種截然不同的態度。然而，猶太人和意大利人在歐洲的不同曆史卻能衝這一點，對於意大利南部的農民和勞工來說，鄉村生活幾乎引不起求職的欲望，正規教育派不上用場，如果不是有害的話。意大利人和猶太人在美國的學校裏學習成績相差很大，這並不定就意味著誰受到了歧視，或兩個種族在能力上有什麼差別。
家庭在各個種族中期到了相當不同的作用。在19世紀，許多愛爾蘭人之所以妻離子散，皆被歸咎於貧窮，而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意大利人也同樣貧窮，但他們的家庭並為分裂，那時的意大利人也不想出境相同的愛爾蘭人或其他種族那些，經常去接受慈善施舍或者去賣淫。現實狀況遠非是決定一切的。重要的不僅僅是家庭的穩定（即丟棄家庭或離婚的比率低），而且還要看家庭所體現的價格觀念。猶太人和意大利人皆有高度穩固的家庭，但猶太人的家庭觀念驅動器成員向上流，而意大利人的家庭觀念——指導在過去——去使其感到，脫離家庭的軌道而進入外部世界猶如“背叛”了家庭。
什麼時候組成家庭，也是與以各種阻力是有關的重要因素。美籍墨西哥人的家庭是高度穩定的，但家庭在個人生命旅途中組成很早，半數以上的美籍墨西哥女子在20歲之前就出嫁了，而如此早婚的美籍日裔女子隻有10%。這一點顯然影響到墨、日兩個種族年輕女子獲取教育的能力。同樣，這兩個種族的青年男子接受高等教育的前景也大不相同，換句話說，當許多美籍墨西哥男子很可能不得不擔當起做父親的責任時，美籍日裔男子卻正在大學裏讀書。這兩個種族的青年男女的職業前途必定會有差別。
各種族群體之間的差別，很少有人明確地加以否定。但出於政治上的原因，為了爭取全社會能夠（或應當）為各個種族做點什麼，這些差別被隱約地抹殺或忽視了。各種族為什麼會有如此的差別，是什麼特殊情況使他們產生這些差別的，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而曆史為解答這個複雜的問題提供了某些線索。從人種和遺傳的角度來解釋各個種族進步的差異，多年來也曾得到普通民眾和專家們不同程度的首肯。這方麵的證據很多，從對國際上多民族國家進行比較到美國國內各個種族智商水平和模式的差別研究等，不一而足。
國際比較的研究所提供的證據，既有利於也不利於對種族差別的遺傳解釋。現代歐洲國家在技術、收入和其他普遍接受的進步指標方麵，一般都遠遠超過世界其他大多數地區，但若幹世紀之前，中國人和埃及人確曾站在人類文明的前列，歐洲人當時卻遠遠落在後麵。各個國家和民族，在不同曆史階段的排隊次序發生過大起太落的變化，這證明遺傳說是站不住腳的。美國各種族在50年時間之內的智商次序的起伏，也表明遺傳因子決定人智的理論是大可懷疑的，尚且不談測試方法本身存在的間題。白人家庭撫養大的黑人孤兒，其智商與全國平均數持平或略高，這個事實更是否定遺傳說的有力證據。
在1920年代，美籍波蘭人的平均智商得分為85（全國正常得分為100），但到1970年代，他們的智商水準就提高到109分。智商提高了24個百分點，不僅本身是可觀的，而且比現在白人和黑人智商的差別（15個百分點）還要大。美籍意大利人同樣也在智商得分方麵趕了上來，從當初的80-85分提高到現在與全國平均分數線不相上下的水平。智商水平提高最明顯的可能要數猶太人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猶太裔士兵在智力測試中的平均得分，比起各個被測試的種族中的任何人都要低。但在其後10年之內，經濟地位蒸蒸日上而且在文化上迅速融化於美國社會的猶太種族，智商的平均水準就超出一般的美國人。
不管遺傳說本身在理論上有何道理或缺陷，對智力所包含的遺傳成分的爭論，確曾在曆史上產生過深刻的影響。人生來是否就有智力上的差別，讚同者和反對者時常各執一端，好似在“能力”（不管如何對之加以界定）與結果之間存在著直接的關連，換句話說，似乎文化差別這個重大的幹預因素並沒有起什麼作用。實則大謬不然。
文化：
不管是在（美國的）多種族環境裏，或是在世界各個民族及國家之間，事情大多取決於由價值觀念、態度、技能及交往等因素所構成的一套整體係統，許多人將這套係統稱之為文化，經濟學家們則將其稱之為“人文資本”。一個多世紀以來，人們一直對於某些國家能如此迅速地在經濟方麵從戰爭的廢墟上恢複起來感到驚詫不已。二戰後德國崛起的所謂奇跡，不過是最近的一個例證，類似的情況從前也在其他某些國家裏發生過。戰爭所毀壞的隻是一個國家看得見摸得著的有形資本，如城市、工廠、農田、鐵路和公路等等。而人文資本卻是戰爭無法毀壞的，正是人文資本才使那些有形的東西得以建設起來，並能夠在其遭到毀壞之後加以重建。穆勒在一百多年前就曾指出，一個先進國家經濟的有形成分過不了多少年就會磨損或耗盡，從而不得不加以更新。戰爭所起的作用隻不過是加速這種進程罷了。然而，一個國家持續不斷的更新和進步，端賴其國民的知識和意向。
就（美國各）種族的情況而言，人文資本的重要性體現在許多方麵。那些赤手空拳來到美國的種族，當其文化強調一個工商型經濟所需要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準則時，很快就能由窮變富。即便在他們麵臨著膚色和種族的偏見時——例如華人和日本人——不利的環境證明確實是一種阻力，但這種阻力終究不會使他們望而卻步。哪怕他們帶來的隻是某些不足為奇的特定技能，諸如猶太人縫製成衣的手藝或德國人釀造啤酒的本領，也不妨礙他們迅速發跡。華人和日本人來美時，皆是無一技之長的毛頭小夥子，隻好到農場去種莊稼，但他們比誰都肯幹和苦幹。後來，無處不在的華人手工洗衣店也並不需要當時愛爾蘭或黑人洗衣婦女尚未掌握的技術。但是愛爾蘭人或黑人卻從未像華裔或日本人那樣不斷開辦洗衣店或做其他什麼生意，盡管這兩個亞洲種族開初曾遇到缺乏資金和不懂英文這樣不利的條件，而且還缺乏技術本領。日裔園丁並不需要掌握比一架割草機更為複雜的技術設備。使得這些平凡的職業變成發家致富渠道的，乃是肯幹、節儉以及令人取信的品質和眼光，正是這些東西將“卑微”的工作變成了生意，將汗水變成了資本。同樣的，許多使用手推車的猶太人貨郎最後也變成了店主，而且有的還成了整個聯銷店的大老板。
從國際上來對比各種族的進步，更加證明了人文資本的重要性。在美國、加拿大、英國和以色列，都出現了這樣一種突出的模式，即移民抵達時是白手起家，在經濟水平上低於在各該國早就定居下來的本族同胞，但最終不但趕上而且會超過他們在美國出生的具有古巴、日本、墨西哥、黑人或菲律賓血統的美國人，都被後來遷居美國的本族同胞移民拋在後麵。古巴移民在收入上在18年之後就趕上了在美國出生的美籍古巴人，其後就走到前邊去了。墨西哥移民花了15年就超過了美國出生的美籍墨西哥人。日本移民花了18年，菲律賓移民花了13年，西印度群島黑人移民超過在美國本土黑人花了1年。
在經濟方麵趕上在美國出生的同族人或同種人的水平，花費如此長的一段時間，表明需要付出相當數量的人文資本。這不僅僅是指技術能力（獲得這種技術能力通常無需這麼長的時間），而且還指經驗、社交、信心、沉著、個人精明及組織有方等一係列人的因素。但是新移民不但趕上而且最終超過土生土長的同胞，這個事實也表明，他們身上具有人文資本方麵的某種優勢，表明遷居美國是一個帶有選擇性的過程，前來的是祖國人口中那些有雄心或有本事的分子。一且他們獲得其所需的其他種類的人文資本，這種優勢就顯露其價值了。這還向人們表明，在選擇性的移民和非選擇性的整批逃亡難民之間，確實存在著差別。1840年代大饑荒時期的愛爾蘭移民更像是難民，他們來美是要逃離一場全民族的滅頂之災，當時愛爾蘭人確實有餓斃在馬路上的。他們來美後，適應環境之所以緩慢而艱辛，可能就部分地反映出這種背景。明治時代來美的日本移民可能根本就沒有什麼技術可言，可是這批人在人品經過精心挑選的，而且在日本時已部分地認同了美國的規範和目標。
特殊技能在許多工作中是不可或缺的。但曆史證明，新技術在幾年之內就能很順利地學到手，而相比之下，態度卻需要兒代人甚至幾個世紀的時間才能改變。那些至今不能解決曠工和遲到的老毛病，並在工廠或學校裏需要經常有人監督的種族，通常來說，其祖輩們在一百多年前就有這種不良習慣了。人的文化遺傳可以比其生理遺傳更加重要，盡管勝利遺傳的重要性會引起更多的爭議。在某些特殊的情況下，因與外界隔絕而養成了必要的觀念和紀律，例如在若幹小股的黑人中就曾出現過此種狀況，那麼對他們來說，掌握技術就不會困難，經濟也能搞上去。在這方麵最引人注目的例證，就是聖父教派的那些收入最低（通常也是最沒受過教育）的冶隨者在大蕭條的年代裏曾建立起幾百個小型企業。這些在當年那種最暗淡的前景下所創建的企業所取得的成功，恰與1960年代及1970年代由政府出資支持的那些企業大批倒閉的情況，適成鮮明的對比。盡管1960年代和1970年代這批有政府撐腰的企業，具有更多的財政支持，並且（或者）還有“行家”的指導，但是聖父教派的崇拜者們卻在個人紀律和集體合作方麵形成了更多的人文資本。黑人穆斯林分子接納黑人當中收入最低且受教育最差的階層，但其所辦的企業也獲得了成功。人文資本的重要性還體現在教育領域。從學生考試成績和校友職業成就來看，辦得最好的黑人學校也就是在同一城市裏曠課和遲到比率都低於白人學校的那些黑人學校。這並非是說，此種曠課和遲到是件什麼了不起的大事，而是說，促使學生堅持坐在課堂上並及時到校的，是對待學校的一整套態度。
人們有時相信，出身書香門第並得益於父母課餘輔導的孩子，才能在學校裏出人頭地，就像猶太人家庭所樹立的那種風範一樣。但日裔移民的家庭根本不具備這些條件，然而他們的子女在學校裏卻是拔尖的。20世紀政治和法律的重大革新運動之一，就是爭取不同膚色兒童混合一校。這種改革的理論基礎是，單一種族兒童集中讀書的學校和多種族兒童混合讀書的學校，二者之間的差別是如此懸殊，以致教育過程本身就令兒童感到低人一等。然而曆史證明，對教育抱有不同態度的各個種族，在同一學校裏讀書所出現的差別與隔離學校裏讀書所出現的差別，程度是一樣的。日裔兒童和美籍墨西哥兒童在同一所學校裏就讀時所表現出來的差別，與南方黑人兒童和白人兒童在分離的學校裏就讀時所表現出的差別，是一樣的巨大。幾十年來，猶太兒童與波多黎各兒童在同一學校裏表現出的差別，甚至更大不同的文化在價值觀和信仰方麵的重大差別，和在社交上傳遞同一種感情或態度時所使用的方式上的差別，都足以造成族際衝突。眼神、手勢、語調或某種並無惡意的俗話，在另一種文化氛圍裏會代表完全不同的意思，從而不斷地引起無謂的誤會和不安，甚至會導致侮辱和敵意。進一步說，族際之間的個人衝突很容易把雙方當事人鄰近地區的其他本族成員都卷進來，使事態擴大。文化多樣性在教育和其他社會活動方麵的優勢，因合作是否出於自願還是出於被迫而各有千秋。例如，在出於各方自願基礎上的種族混校進行的早期調查表明，這種混校增進了種族之間的親善，教學效果也很好，但那些根據法庭的命令而強製實行的混校，卻產生了與此相反的後果。這是令人深思的。因政府住房計劃而相互為鄰的各種族家庭——本意是尋求低價房租而不是種族多樣化——時常是沒有交往而自行隔離，盡管在統計數字上是“整合了”。
文化本無優劣。文化隻在適應某一特定環境的時候才顯出其好或壞。在美國各種族中，最成功的是猶太人，然而猶太人搞農業卻總是一敗塗地。他們的祖輩在歐洲時，長期在都市社會中生活慣了，這既是他們在鄉村務農的一大障礙，又是他們在城市經商的一大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