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一生深受佛教和基督教的影響，但因老舍通過洗禮明確加入了基督教，故本節暫隻論述老舍的基督宗教觀。作為現代作家中為數不多的正式受洗入教的基督教徒，老舍終其一生都抱有深厚的宗教情懷，同情與拯救世人脫離苦難的意識滲透在其人格之中。基督宗教也為老舍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的寫作素材，開啟了他文學創作的靈感與心扉，從而形成了他一貫的救世態度與對“靈的文學”的美學追求。他在對基督博愛、寬恕、犧牲、殉道理想人格的不懈追求的同時，又對某些教徒身上充斥的嫌貧愛富、投機取巧、仗勢欺人、魚肉百姓的不良習氣進行深刻揭示。
老舍的宗教觀對20世紀中國文學的思想產生了深刻影響。
一、形成背景
老舍出身於一個貧窮的旗人家庭，兩歲時，當旗兵的父親在對抗八國聯軍的戰鬥中犧牲，全家靠母親給人家漿洗縫補衣服度日。老舍受樂善好施的劉壽綿的資助得以上學，而劉壽綿在將豐厚的家業悉數送與所需之人後，一貧如洗，出家做了和尚，即後來的宗月大師。宗月坐化後，老舍感懷道：“我在物質上、精神上都受過他的好處，現在我的確願意他真的成了佛，並盼望他以佛心引領我向善，正像在三十年前他拉著我去入私塾那樣！”可以說，老舍正是在宗月大師身上領受到了佛陀的博大，在“愛人”宗教精神的影響和滲透中，老舍也滿懷著救世之心。老舍從師範學校畢業，受洗入教前一直從事教育工作，而此時教會的社會服務亦致力於教育，特別是兒童教育，這與老舍的目的一致。此外，宗月大師辦義務教育、貧兒學校時，老舍也參與其中、熱心服務，在宗月大師的影響下，確立了他對善的追求。雖然宗月大師信佛教，但與基督教義中的善的目的是一致的。更直接的一個原因，是闖過“羅城關”後，老舍為逃脫敷衍生命的典型國民生活方式，想要過上另一種靈魂充實的生活。因此，老舍後來真正皈依基督教，其原因也就不難理解。這裏，先從當時的社會客觀形勢與時代背景來探討老舍對基督教的理解及入教的過程。
在基督教傳入中國之際，從利瑪竇開始，傳教士就一直致力於使其教義與中國儒家精神相聯係，如《西學修身》《西學齊家》《民治西學》《西學凡》這樣傳教著作的誕生就是最好的例證。
至晚清及民國初年，國門被迫全麵洞開，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已不可阻遏。老舍出生及成長的時代，正是基督教在中國廣泛發展的時期，且這一曆史時期的基督教不再是以宣講經義為主的精神引導者的麵貌出現，而是積極從事於辦醫院、學校以及各種慈善事業，注重社會服務，宗教與人的實際生活發生了諸多有益的聯係。
新文化運動開始，中國反封建的呼聲與基督教倫理思想相呼應。基督教重倫理，重孝道，視夫妻平等，反對多妻製度，不許娶妾蓄婢，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其小家庭製度、泯滅階級、世界大同的根本思想為有理想的中國民主人士所接受。
由於基督教的教義和所宣講的思想契合當時時代的需要，因此，在20世紀初，特別是“五四”時期，文化先驅者們在“睜眼看世界”時，對作為西方現代文明之源的基督教自然產生了極大熱情。他們認為隻有通過精神的新生才能拯救內憂外患、岌岌可危的祖國，而以基督教作為文化啟蒙工具，可以“發起民心，增進國民的道德”，起到改造民族靈魂、啟智中國民心，從而振興中華的巨大作用。老舍也在“五四”中受到新思潮的洗禮，從而獲得“新的心靈”“新的眼睛”，正如他所言：“到了‘五四’，孔聖人的地位大為動搖。既可以否定孔聖人，那麼還有什麼不可以否定的呢？我的心靈變了，變得敢於懷疑孔聖人了！”“‘五四’運動送給了我一雙新眼睛，使我看見了愛國主義的具體表現，明白了一些救亡圖存的初步辦法。”
“反封建使我體會到人的尊嚴，人不該作禮教的奴隸；反帝國主義使我感到中國人的尊嚴，中國人不該再作洋奴。”自此，老舍踏上了救亡圖存、反封建、反帝國主義的道路，雖然老舍沒直接投身於這個運動，但他找到了宣傳人世天國理想的基督教，基督教及其教義成了他最早選擇的文化啟蒙工具和實踐途徑。
1922年春，北京缸瓦市基督教堂開辦英文夜校。在英文夜校裏，老舍結識了夜校的主持人——剛由英國留學回國的神學院畢業生寶廣林，並加入了他所主持的基督教外圍組織“率真會”和“青年服務部”。據舒乙考證：“‘率真會’是個小團體，一共十幾個人，除了寶廣林是個中年的職業宗教家之外，全是青年知識分子，有信教的，也有不信教的，有大學畢業生，也有正在念書的大學生，還有老舍那樣的已經做了事的中學畢業生。大家聚在一起，討論教育、文學和宗教，更多地是討論如何改造社會和為社會服務。”後來，老舍又結識了此間經常來北京缸瓦市福音堂的許地山和從英國倫敦傳教會來燕京大學神學院任教的易文思教授。從表麵上來看，寶廣林、許地山和易文思三個人的基督教信仰，對老舍最後確定宗教選擇起到了一定的影響。然而，從深層次上來找原因，恐怕是由於基督教的“天國”藍圖與“博愛”思想正好跟老舍當時所追求的救世理想與“愛人”思想得到了吻合，再加上那時“中國籍教徒正在醞釀將缸瓦市倫敦教會改建為中華教會。從英國傳教士手中將教會接管過來，實行華人自辦，這項計劃對老舍有很大的吸引力。老舍的入教，使他能取得合法的身份，直接插手製訂章程和移交會產”。於是，1922年，在北京缸瓦市基督教堂，老舍正式接受洗禮成了一名基督徒。而這段經曆也給他的文學創作帶來了深刻的影響。
二、吸收與揚棄
基督教教義中所宣揚的博愛、平等的民主思想，教會興辦的教學、醫療、育幼、救濟等慈善事業，自然對老舍產生磁石般的巨大吸引力。時代和機緣造就了老舍這麼一個教徒，入教後，老舍利用業餘時間從事教會活動，參加了教會的一些社會服務活動和改建工作，並為缸瓦市中華基督教會“擬具規約草案”。該公約經教內人士及會眾反複討論，遂於1923年1月28日正式公布為《北京缸瓦市中華基督教會現行規約》。這是老舍力圖使基督教中國化的改革大綱，最集中地體現了老舍當時的宗教救國思想。隨後，老舍撰寫了《北京缸瓦市倫敦教會改建中華教會經過紀略》一文，詳細介紹了北京缸瓦市倫敦教會改建為中華基督教會的經過；並翻譯了寶廣林所著《基督教的大同主義》；且主持主日學工作。老舍認真探討研究教義，同時研究兒童的心理特點，主張教理與心理結合，並撰寫長篇論文《兒童主日學和兒童禮拜設施的商榷》，顯示出強烈的事業心與責任感。在南開中學，他為學生團體主講《聖經》。此時的老舍形象，不隻是一個普通的教徒，而且是一個明經通義的宗教活動家。
然而，老舍並非完全“盡心、盡性、盡意愛主”，對上帝頂禮膜拜，禱告以求得上帝的救贖，使個人靈魂升入天堂，而是將對上帝的信仰和道路的選擇，生命價值的實現，以及對真理的追求聯係在一起。他從“五四”時代精神出發，順應“救亡圖存”“反封建”“反帝國主義”的社會大潮，對基督教進行了揚棄。從老舍有限的宗教文章和其他作品所涉及的對宗教內涵的理解中可以概括出老舍對《聖經》教義的基本看法。
首先，宗教世俗化取向。他在《兒童主日學和兒童禮拜設施的商榷》一文中提出：兒童做禮拜時不應要求他們背誦《聖經》、贖罪禱告、唱《聖歌》《聖詩》，不要搞信仰早熟，而是從兒童特點出發，教孩子們唱歌、繪畫、做小手工、學習知識，啟發他們動手動腦。他給孩子們編的歌中唱道：“先生好比是太陽，我們地球圍著它轉。弟弟好比是月亮，他又圍著我們轉。明白日月識地理，隻因走到一直線，也別打鼓且莫敲鑼，聽它慢慢地轉。”以淺顯活潑的兒童話語，普及天文地理知識。由此可以看出，老舍拋棄宗教各種“靈異”，拋棄“原罪與贖罪”，而隻抽取其中有益於人世的宗教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