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英。
兩年前讀過《侯方域文集》，留下的印象是：太悲涼了。
至今未忘的句子“煙雨南陵獨回首，愁絕烽火在上毛”，就是清晰地刻畫出書生遭變，恣睢辛苦，那種憤懣抑鬱，對故國哀思的心情。
一個人，身經巨變，感慨自然會多的。不過也要這人還有血性，熱情，不作“搖身一變”才行，不然，便會三翻四覆，前後矛盾。比如侯方域吧，“煙雨南陵獨回首”，真有點“側身四顧不忘故國者能有幾人”的口氣；然而曾幾何時，這位複社台柱，前明公子，已經出來應大清的順天鄉試，投身新朝廷了。這裏自然我們不能苛責他的，“普天之下”此時已是“莫非”大清的“王土”，這種人也就不能指為漢奸，況且過去束奴的奴才已經成為奴隸，向上爬去原係此輩常性，也就不免會企望龍門一跳，躍為新主子的奴才。“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近幾年來我們不是看得很多：寫過鬥爭，頌過光明，而現也正在領餉做事，倒置是非的作家們的嘴臉。
不過侯方域究竟是一個生長在離亂年間的書生，晚年寫作雖處處在避免觸著新主的隱痛，言文早已含蓄婉轉，但也還有一二精辟的意見。比如在《與李其書》，論到統製言論的問題：當天下分裂之際，倘朝野清議猶存，則其亂暫；若夫骨鯁在喉不能吐，直言苦日不得陳，則國尚何可為，這意見是大致不錯的。古今中外的史實都在證明，臨到國破世亂，民族在生死中掙紮時，我們常見的倒不僅清議不存，且正是混淆黑白的言論充斥不堪。明末如此，三百多年後的今天也何嚐不如此。近一二年來，國內言論的道路不正是愈來愈為險窄，也愈來愈為魑魅嗎：不準寫，不準看的明法暗規很多很多，堅持抗戰進步的文字被刪削到不知所雲，人民的喉舌在重壓下麵，萎縮幹枯以至於死。收買，威迫……一切昏憒無恥法寶的使用，正在“方興未艾”呢！
而這，還有“以宣傳對宣傳”的一麵。其實不穩當的言論早已或是逼死，或是困難發行，那裏還有“宣傳”可“對”，應當叫做獨家專賣了吧。就以近兩月的來看：有的在《抗戰勝利後的中國》題目之下，大家談夢說幻，寫出的理想不外坐汽車兜風於綠蔭蔽行的大路之上，臥躺椅喝冰淇淋於鬥室之中等等之類。有的正在研討中國作家中那些屬於“技巧派”，這回連“汪政權”下的文化小狗穆時英的大文也捧出來“示範”。除開“豔史”，“秘聞”，身邊瑣事，那“經國大業”是：有的寫作“中共黨史”，結論自然是共產黨曆史太不清白。激進的主張：“先瓦解八路軍，以後掃蕩邊區”。穩重的在“從曆史的敘述，政策的檢討，以及革命性質的分析中”，“證明中共參加國民革命而又破壞國民革命是必然的”，“除了最後解決外，沒有其它辦法”。嘁嘁喳喳，說是在說“良心話”了，其實真使人分不出人言還是鬼語。翹起一條尾巴，算做一麵大旗，萃聚幾名同類，便有書報期刊，衝殺上陣，浩浩蕩蕩。……這樣清議不存，鬼論塞道的原因，侯方域是不了解，或者了解了卻未便名言，他隻客客氣氣地帶過一筆：“夫門戶日深，水火日急也。”他自己參加過明末的“門戶”“水火”，這裏自然有點“懺悔”的意思。其實真像不在“日深”“日急”，而是有人戀著自己的權勢；防製蟻民翻身，需要設備格殺異端的絞架，維持秩序的監獄，也需要顛倒是非的言論，對付“分歧錯綜思想”的方法，是與仿製異己的政治同時存在。
結果是弄到青年學生無書可讀。侯方域在同文另一段說：“青笈之懸，士論詆之。”這說的是阮大铖得勢之日，禁止複杜文字流布，自己卻“付梓”了許多文存，但當時士林都以案置這類文籍為恥。若幹年來中國人在欺騙愚弄之下，從別人說謊、自己受欺中間，已經生長成了智慧和聰明，已經具備了生存的起碼常識：凡他們懼的、罵的、禁的就是好的；凡要知道這事實的真相，就首先不相信他們的儻論與正言。
深夜燭光搖曳中，偷讀禁書的青年很多，到官辦書坊購買幾冊的卻是太少。盡管編輯先生一再捏言“本刊近來接到香港以及國內各地來信很多，讀者愛護之深，使我們感愧”；訂費一再跌價，“減輕讀者負擔”；其實哪怕貶價到零，派訂還附送畫報，也難博得閱者正眼相視。表麵在故裝熱鬧，骨子裏的空虛和荒涼是顯然的。
1942年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