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秋雲。
曾經有過有一個時期，甚至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好幾年，凡是寫曆史題材的文藝作品，不論是小說也好，戲劇也好，甚至短短一篇故事也好，幾乎無一幸免地被加上“借古諷今”的罪名，不是說這是為某某人翻案的，就是說這是為某一錯誤路線樹碑立傳的。例如陳翔鶴的《陶淵明寫挽歌》，就硬是被誣陷為影射廬山會議，為彭德懷同誌翻案。因此，作者就是別有用心地“借古諷今”，“矛頭直指……”、“惡毒攻擊……”，罪該萬死，而且凡是稱讚過這篇小說的，也都有“同謀犯”之嫌。諸如此類的文字獄，俯拾皆是，不勝枚舉。就連我這樣一個卑微的小人物，也是“曾經此苦”的。
是否“借古諷今”，就一定罪該萬死呢？我看也未必。嚴格地說，不管作者自覺還是不自覺，凡是寫曆史題材，在不同程度、不同角度上總會起點“借古諷今”的作用。不但曆史小說、曆史劇、曆史故事如此，就連曆史書本身也並不例外。北宋史學家司馬光不是編纂過一部《資治通鑒》麼？既名之曰“資治”，就是說要供皇帝治國平天下參考之用。參考什麼呢？無非是想從前代興衰治亂的史實中吸取一些經驗和教訓，說得坦率一點，也就是“借古諷今”。既然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鑒》還可以“借古諷今”，他不但並沒有因此獲罪，反而受到宋神宗的賞識，禦賜書名為《資治通鑒》。那麼，我們今天寫曆史，寫曆史題材的文藝作品，又為什麼不可以“借古諷今”呢？隻要諷得恰當，有借鑒作用，有教育意義，“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不是也挺好麼？
當然，所謂“借古諷今”，不是搞影射史學。就以《陶淵明寫挽歌》和《廣陵散》為例，作為推崇陶淵明而鄙薄慧遠和尚，同情嵇康、向秀而譴責鍾會、司馬昭，一褒一貶之間，這就自然會對今天的社會現實生活有所諷喻。讀者似乎也不必膠柱鼓瑟、刻舟求劍，去考證、追究陶淵明、嵇康、向秀是影射什麼人，慧遠和尚、鍾會、司馬昭又是影射什麼人。否則每一個古人在今人當中都有那麼一個“影子”，那就未免有點“可怕”了。“四人幫”是挖空心思去搞影射史學的，在這一點上，我們倒不必“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比方說，有人認為曆史劇《大風歌》中的呂後指的就是江青，我們不能禁止觀眾有這樣的聯想，但是也不必提倡人們去做這樣的比擬。
總之，寫曆史小說、曆史劇、曆史故事，甚至寫曆史書，既然要古為今用，就總免不了有點“借古諷今”的意思。不過，這個“諷”，倒不一定專門去“諷”某一個人，有時是“諷”某一類型的人，有時是“諷”那麼一種作風、那麼一種行徑、那麼一種品質、那麼一種思想。在這些方麵，今人和古人倒是可能有不少相似之處的。記得1956年文痞姚文元在上海舉行婚禮時，姚蓬子興衝衝地跑去參加，姚文元為了表示跟他這位叛徒父親劃清界限，把姚蓬子“幹”在一旁，不予理睬，後來姚蓬子隻好灰溜溜地退席了。當時就有人深有所感地說：“這真是吳起殺妻求將啊！”這倒是很俏皮的“借古諷今”的話。姚文元熱衷名利之心不下於吳起。因此故作“大義滅親”之態，這一點是頗有點相似的。但是他背地裏又跟姚蓬子密來密往，儼然是個孝子。甚至把自己的孩子寄養在爺爺姚蓬子的家中，又何嚐有什麼“大義滅親”的表現。所以這句“借古諷今”的話，也僅僅說對了一半，“求將”是真的，“殺妻”隻不過是虛晃一刀罷了。看來這位說俏皮話的仁兄也像大多數“中國之君子”一樣，“明於禮義而陋於知人心”。這句話出於《莊子·田子方》，據說是楚人溫伯雪子批判孔子的弟子時說的，也有可能是莊子虛構出來的話。當然，像姚文元那樣老奸巨猾的兩麵派，他的心本來就是十分難測的。光看他明的一套，不看他暗的一套，非受騙上當不可。“借古諷今”之所以很不容易，因為今人的陰謀詭計，往往比之古人還要“巧妙”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