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幾年的奮鬥，《馬可·波羅遊記》一書終於付梓出版了，這的確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
蒙古以少數民族統一中國，並依靠自己高超的武功戰勝歐亞大部分地區，世界史上還沒有第二個如此的帝國足以望其項背；而馬可·波羅作為首位遊曆中國及亞洲其他各國而又將其整體的講述給西方和歐洲的人，這也是無可置疑的。這兩個世界第一次接觸而產生的《馬可·波羅遊記》也因此成為了人們津津樂道的“世界一大奇書”。此書不但是曆史研究者的燈塔，為人們對元史的考察提供了一幅生動真實的社會經濟生活畫卷，而且也成為了一部地理學的重要指南，馬裏諾莎努托創作的一三二〇年版的世界地圖中就有許多資料源於《馬可·波羅遊記》，就連著名航海家哥倫布也從本書中受到巨大的激勵和啟示，冒險西行從而尋找到了美洲大陸。正因如此，《馬可·波羅遊記》自出版以來，共被翻譯成了幾十種語言，出現了一百四十多個抄本。
盡管如此，《馬可·波羅遊記》一書作為一本跨國性的曆史、地理名著，也引起了人們眾多的議論。不少學者對遊記中的難解之處提出了種種質疑，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馬可·波羅是否真的到過中國”。
首先，有學者認為馬可·波羅的遊記中有許多值得有待考證之處；各種版本出處很大；人名、地名難以確認，似乎都是從波斯語言翻譯而來；而且旅行路線往來重複，難以辨別。
其次，馬可·波羅在遊記對中國的介紹可謂“掛一漏萬”。如對最具中國特色的文化產物——茶、漢字以及印刷術都沒有描寫，婦女纏足、使用筷子也無一語描寫；尤其是對聞名世界的長城更是視而不見。這些都可見，這完全不是一個生活在中國十七年，而且自稱跑遍中國的人應有的見聞。
再次，《馬可·波羅遊記》一書中很多地方存在費解的統計資料；對蒙古皇族的家譜說得也是含混不清，疑點頗多；對許多城市的介紹完全是模式化的，蒼白無力的詞句，如居民是“偶像崇拜者”、“隸屬大汗”、“使用紙幣”等，把中國變幻莫測的景象變成了模糊的一片。
最後，在中國浩瀚的史料中，沒有查到一件可資借鑒的關於馬可·波羅的材料。
因此，許多學者懷疑《馬可·波羅遊記》一書隻不過是馬可·波羅對照波斯的導遊手冊，以及到過中國地區的商旅的介紹，再加上記錄者魯思梯謙先生的豐富構思及天賦而發明的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克裏空”（即所謂失實報道）。
不可否認，馬可·波羅本人為了提高影響、追逐名利，的確記敘了不少與實際情況不太相符的事跡：如獻炮攻襄陽，任職揚州三年，還有對汗八裏（北京）、蘇州、泉州等地的記敘也與當時的實際情況稍有不同。但由此而論證出馬可·波羅沒有到過中國，卻有待考察。
在《馬可·波羅遊記》一書中，馬可·波羅確實有的地方誇張失實、記載錯誤、疏失遺漏、行文單調、路線不明。但我們切勿忘記馬可·波羅處於身陷囹圄，手中既無資料，精神又受摧殘的環境下憑記憶而記敘其故事的，因此難免有疏漏之處。再者，本書是一本“見聞”而非“旅行日記”，因此我們完全不必苛求作者一定按順序講敘事件。而且，馬可·波羅作為歐洲人，在中國交往的主要是波斯人、蒙古人和色目人，而很少與作為“下等人”的漢人交往。因此，他在地名上使用波斯語是完全可以原諒的，不能因此就說他的遊記是依照波斯的導遊手冊編寫的。
馬可·波羅在他的遊記中沒有提到茶，這完全和他遵守著本國的習慣，不喝茶有關，而且當時西域人可能也無飲茶的風俗。同樣因為馬可·波羅主要是和蒙古人、色目人等種族來往，所以他也不必去掌握漢字。同時馬可·波羅是以商人的身份出現在遊記中的，文化水平也不會很高，因此完全可能不去接觸印刷術等文化學術方麵的東西。至於長城則完全是曆史的原因，馬可·波羅在中國的時候，秦漢的長城已荒廢多年，破壞風化厲害，殘存古址也無實用價值，馬可·波羅在他的講述中隻字未提，也當不足為怪。固此，馬可·波羅在他的著作中沒有涉及的中國事物還很多，但正如某位學者所言：在西班牙巴塞羅那的曆史記載中，沒有哥倫布勝利進入該城這一事件；在葡萄牙的國家曆史記載中也沒有阿美利加奉命航海的記載，難道我們能夠因此否定這些無可置疑的事實嗎？
關於馬可·波羅家族史部分，楊誌玖教授已在五十多年前就給予了答複。這裏由於篇幅所限，也就不再贅述了。
上述看法，隻是本人的一些心得，隻為拋磚引玉之用，望廣大有識之士能多提出獨特的見解，讓更多的人來認識這段曆史，這也正是我翻譯《馬可·波羅遊記》的原因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