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從那偏僻的薩克斯——可波哥廣場的拐角轉過彎來的時候，出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景象，猶如一幅畫的正麵和背麵那樣地截然不同。那是市區通向西北的一條交通大動脈。街道上充塞著川流不息的人群，到處是做生意的人。人行道被無數人踩得又黑又亮。看到這一排排富麗堂皇的商店和鱗次櫛比的商業大樓，很難想像這和我們剛剛離開的衰敗的廣場是緊靠在一起的。
福爾摩斯站在拐角端詳著那一排房子，說：“我要仔細看一看，我想記住這裏房子的排列順序。確切了解倫敦一直是我的一種嗜好。這裏有一家叫莫蒂然的煙草店，另一處是一家賣報紙的小店，再過去是城市與郊區銀行的可波哥分行、素食餐館、麥克法蘭馬車製造廠，一直延伸到另一個街區。好啦，大夫，任務順利完成了，該是娛樂的時間了。來份三明治和一杯咖啡，然後到音樂廳去轉一轉，那裏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悠揚的、悅耳的，沒有諸如紅頭發委托人那樣的難題來麻煩我們。”
福爾摩斯是個熱情洋溢的音樂家，他在演奏和作曲兩方麵都達到了一流的水平。整個下午他坐在觀眾席裏，全身跳動著快樂的因子。他隨著音樂用手輕輕地打著拍子；他的臉上帶著微笑，然而眼睛裏卻帶著淡淡的憂傷，如人幻境。這時的福爾摩斯與那目光銳利的偵探，那個不講情麵、足智多謀、機智靈活的偵探福爾摩斯有很大不同，幾乎判若兩人。他的古怪的雙重性格使他常常顯出不同的舉止，就像我總是認為的那樣，他的敏銳、細心和詩情畫意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他的性格就是這樣使他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時而憔悴異常，時而精力充沛。我知道，接連幾天坐在扶手椅裏陷入沉思的時候，就是他最嚴肅的時候。強烈的尋找謎底的欲望支配著他全部的思想，而此時也正是他的推理能力最高的時刻。許多人不了解他的做法，把他看成是一個全知全能的人。那天下午，當他沉醉在聖詹姆士會堂的音樂中時，我覺得被他追查的人要倒黴了。
當我們隨著四散的人流走出來的時候，他說：“華生，你一定想要回去了。”“是該回家去了。”“我還要耽擱幾個小時去調查一些事情。發生在可波哥廣場的事看來是一樁重大案件。”“根據什麼這麼說呢？”“一件重大案件正在密謀中，我敢確定我們可以及時阻止他們。但是，今天是星期六，事情比較複雜。今晚你得幫幫我。”
“什麼時間？”“十點鍾可以嗎？”“我十點到貝克街。”
“那真是好極了。不過，醫生，也許會有點兒危險，把你在軍隊裏用的手槍帶在身上。”他擺了擺手，轉身離開，馬上融入人群中。
我敢說，和我的其他朋友相比，我並不愚蠢，但是，在我和歇洛克·福爾摩斯的交往中，我總感覺到一種壓力：我自己太笨了。比如這件事，他聽到的我也都聽到了，他見到的我也都見到了，但從他的言談中可以看出他已胸有成竹，對於已經發生的事情和即將發生的事情他都有很清楚的脈絡。而在我看來，這件事仍然是雜亂和荒謬的。當我乘車回到我在肯辛頓的家時，我又把事情從頭到尾想了一遍，從我們的委托人莫名其妙地成了紅發會的一員並抄寫《大不列顛百科全書》，到去訪問薩克斯——可波哥廣場，到福爾摩斯和我分手時所說的重大陰謀。夜間我們要去幹什麼？為什麼要我帶武器去？我們準備到哪裏去？去幹什麼？福爾摩斯暗示我，當鋪裏的那個皮膚光滑的夥計是個陰險的家夥，可能會耍花招。我總是想在這些事情中找出思路，但總是失望，隻好不再想，反正晚上就知道是怎麼回事了。
我九點一刻從家裏出發，穿過公園，再穿過牛津街，然後到達貝克街。兩輛雙輪雙座馬車停在門口。當我上樓的時候，我聽到從樓上傳來說話的聲音。來到福爾摩斯的房間，我看見他和兩個人正說得高興。我認出其中一個人是警察局的官方偵探彼得·瓊斯；另一個是個麵色青黃的高個子男人，他頭戴亮閃閃的帽子，身穿一件厚重而非常考究的禮服大衣。
福爾摩斯說：“好極了，人全到齊了。”他一邊說一邊扣上他粗呢大衣的扣子，並從架上取下他那根笨重的獵鞭。他又說：“華生，我想你認識蘇格蘭場的瓊斯先生吧？這位是梅裏韋瑟先生，他是我們今晚的夥伴，和我們一起參加冒險。”
瓊斯傲慢地說：“醫生，你瞧，我們又成為搭檔了。我們這位朋友是追捕能手。隻需要一條老狗，他就能把獵物捕獲。”梅裏韋瑟興致低落，說：“希望這次行動能順利完成，不要無功而返。”瓊斯依然傲慢地說：“你得對福爾摩斯先生充滿信心，他有自己的辦案方式，盡管這套辦案方式有點太理性化和奇異無常。但他是一名真正的偵探。像肖爾托凶殺案和阿拉珍寶盜竊案中，他都判斷得比官方偵探更為準確。我這些話是最實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