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紅學泰鬥”？著名紅學家蔡義江先生說：“所謂泰鬥，其實就是大畚鬥。但願少一點到處遺灑，少汙染些紅學的學術環境。”[21]把裝垃圾而且到處遺灑的大畚鬥吹捧為“紅學泰鬥”，反差何其大耶！
為什麼在紅學界會出現這種情況呢？原因主要有以下幾方麵：
首先，“今天索隱派大行其道，紅學界實難辭其咎”。
這是沈治鈞的憤激語。楊啟樵先生也說：“近年來中國文史類書籍梓行極盛，但總覺得評論甚少；尤其是敢於指摘錯誤的文章更不多見。這是厚道，也可以說是鄉願。書評不發達，信口雌黃的言論就越來越多，對於讀者的負麵影響甚大。”[22]這都是實情。學術界出了問題應該通過學術批評來解決，健康的學術界有自我調節的能力。紅學界不能說對周汝昌沒有批評。主流紅學界也一直不接受周汝昌的龍門紅學，致使周汝昌不止一次地說“我已經不是紅學界的人了”。1954年批俞運動時對周氏的批評不能說不深刻。以後對周氏研究《紅樓夢》本身不算紅學的批評，對他誣陷高鶚被乾隆和珅收買的批評，對他“極端崇曹，極端貶高”的批評，對他《還“紅學”以學》的批評，沒有停止過。但是這些批評收效甚微，周氏不僅依然故我，倒似乎更“香”了。這有兩個原因，一是對其批評限於就事論事，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沒有抓住要害，殺傷力不夠。二是有些非學術的幹擾，這是沒法子的。
這次不同，深挖根子，徹底批判，不留情麵，有望讓周氏亮出原形。
其次，是有關領導對周氏誤信誤判造成的惡果。
1954年批評俞平伯和批判胡適時領導出麵對周汝昌的保護實是周氏今日走紅的根子。一是勸周氏批評俞胡並做自我批評，在運動中取得主動；二是李希凡、藍翎批評《新證》的同時又給周氏說好話：這就給各級文化領導造成誤解，似乎周氏與眾不同，有貴人在保護著他似的。其實到現在，沒有任何中央領導正麵評價過《新證》一句話。與俞平伯、胡適相比，更該批判的是周汝昌。胡適、俞平伯用他們的作者、家世、版本考證廓清了索隱派的迷霧，開始把紅學引進科學的大門；周汝昌與此相反，把胡、俞帶有科學性質的認識推向極端，把胡適的“自敘傳”變成絕對化的“史湘雲就是曹雪芹的妻子脂硯齋”，重新又回到索隱派的泥坑。雖然如此，以後主管思想文化的領導就隻記得周汝昌是曾經受到保護的人物，他的索隱派觀點應該批判就再也進不到心裏去了。1954年批俞運動對周氏的批評遺憾地被政治的幹預抵消了。最嚴重的是竟然給這部宣揚唯心論的著作頒獎。1999年，文化部居然授予《紅樓夢新證》1949年建國以來文化藝術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一等獎。《新證》是周氏給康生、江青、姚文元寫信的結果。關於這部書的性質，梁歸智在《紅學泰鬥周汝昌傳》講得很清楚，他說：
在“文革”尚未徹底結束，文化學術都百花凋零的1976年4月，像《〈紅樓夢〉新證》這樣一部著作能夠增訂出版，是一件非常顯眼的事。……但以情理而論，此書的出版至少是得到姚文元指示的，也可能還有江青和周恩來的批示同意。從當時的時代背景看，這顯然也是從1973年到1975年由江青講話引發的全國性的“評紅”運動之組成部分。
這裏有兩點很重要：一、《紅樓夢新證》的出版，“至少是得到姚文元指示的”，“也可能還有江青的批示”；已經到了21世紀，周汝昌還不忘江青、姚文元對他的支持，對此感恩戴德。二、它“顯然也是從1973年到1975年由江青講話引發的全國性的‘評紅’運動之組成部分”。大家要注意，這是得到周汝昌認可的評價。我們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包括否定江青組織的全國“評紅”運動的，但是文化部卻把一等獎發給了江青“評紅”運動組成部分的《紅樓夢新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