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批倒一切，使百年紅學史幾乎變成一片白地
20世紀近百年紅學史的成績是輝煌的，對此，海內外學者有目共睹。台灣潘重規先生曾說，經蔡元培、胡適之的“論戰以後，引起全世界學人的重視。因此不斷地搜求新資料，發掘新問題，造成了紅學輝煌的時代”（《紅學六十年》）。此話一點不錯。在這百年中，關於曹雪芹生平思想的研究，關於他的家世的研究，關於《紅樓夢》版本的研究，關於脂硯齋的研究，關於《紅樓夢》的思想藝術成就的研究，關於《紅樓夢》與中華文化關係的研究，都取得帶有突破性的成績。這是誰都抹殺不掉的。這一切實績在周汝昌“近百年紅學史之回顧”中卻化成了子虛烏有。舊紅學、新紅學的發生發展，它們之間的論爭及影響，是個客觀存在，由它們構成了百年紅學史中前50年的基本內容。但周汝昌卻說新舊紅學都不曾存在：
從嚴格意義上講，所謂的“舊紅學”原來是一個不曾存在的假想名義。紅學的實體，確自“五四”期間胡氏肇始。
因為“舊”本不存在，所以“新”之對應稱號也就自然成為一個並無實義的假名了。
先否定舊紅學的存在，還承認胡適創立了紅學的實體；緊接著筆鋒一轉，像玩弄文字遊戲一樣，把新紅學變成“並無實義的假名”。後來在大談“新紅學的不足之處”時，轉而進一步否定了新紅學的存在：
事情也很分明：胡氏之於《紅樓夢》研究，實未建立一個堪稱獨立的新創的“學”。
可知世之所謂“新紅學”，原是一種誇大了的名目和概念。
既然胡適的《紅樓夢》研究連“一個堪稱獨立的新創的‘學’”都沒有，哪還有什麼新紅學呢？徹底得很，幾句話就把公認的舊紅學、新紅學的實績否定掉了。這裏我們要請教周汝昌先生：胡適關於曹雪芹的家世和生平研究所取得的成果難道夠不上“學”？他提出的自敘傳說不是“學”是什麼？他徹底批倒了形形色色的索隱派，在廣大讀者麵前恢複了《紅樓夢》的本來麵目，難道不是“學”而是高談空論？你的自傳說是從哪裏來的？它所含的“學”難道能同胡適的自敘傳相比嗎？
在這期間，他評價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無有自己研究的創獲可言”，一句話便把別人否定得幹幹淨淨。當然，他表示佩服魯迅，但不是完整的發展的魯迅，而是他巧手打扮成“堅決磊落的自傳說”的魯迅——一個不真實的魯迅。另外他很佩服陳蛻，因為陳蛻說應把《紅樓夢》列於“子部”，並且說雪芹是一位堪稱“創教”之人！他認為這種石破天驚、駭俗震世之論，“應當在‘評紅’史上大書一筆”。陳蛻的荒謬與對陳蛻荒謬的評價，絕不是紅學之“學”，因為他們連《紅樓夢》作為小說的性質都搞錯了，何學之有？
他對解放後近50年的紅學成果視而不見，冷嘲熱諷，還說紅學“遂落於低層次的人士之手”，處在悲劇性中。他不指名地指責俞平伯、王利器、馮其庸等紅學大家不是“學力欠缺，功底太差”，就是“逞臆妄說，貶人揚己”。他反對把《紅樓夢》當作文學來研究，對藝術研究中的形象塑造、性格刻畫、心理描寫、口語運用，深致不滿，大加排斥。因此以何其芳、蔣和森為代表的紅學家對作品研究取得的成果，他根本看不上眼，連一句也沒有提。這50年簡直糟透了，比前50年更加一無是處。
如果有誰真的以為周汝昌會認為百年紅學史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幹淨”，那可就錯到底了，要知道，否定別的一切其實隻是為了突出他絕對化的“寫實自傳說”。“還紅學以學”的實質，就是百年紅學史隻有他的自傳說夠得上“學”。話不好明說，假魯迅而言之。如此而已，豈有他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