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部正式批準成立“中國丁玲研究會”；第5次全國丁玲學術討論會今夏在北大荒舉行；《丁玲研究叢書》創刊第1輯即將出版；《丁玲研究論文集》選編工作正在進行；常德市“丁玲文學創作獎勵基金會”設立3年來得到海內外朋友鼎力支援……在陳明為丁玲辦實事的表上可以劃去幾項了。這全靠丁玲生前友好學者、編輯、讀者各界人士的努力，當然其中也有陳明出的力。我的文章結束了。陳明與丁玲的生死戀永不會結束。（該文刊載於《文彙報》1991年5月8日）我心中的相思樹——悼丁玲彭漱芬您說，您是一棵小草。我看您是一棵樹，一棵嫵媚的相思樹！您讓多少人相思……一3月4日，您走了，閉緊了雙眼，寧靜得像一湖秋水。您在文壇上馳騁了60年，出生入死，橫刀躍馬，現在您累了，該休息了。多少人在呼喚著您，這呼喊的聲音從家鄉的臨澧縣到北大荒、桑幹河、山西長治縣；從美國到日本到德國……人們親切地呼喚您丁奶奶”、“丁大娘”、“老丁”、“丁老”、“丁玲”……
您聽到了我的呼喚嗎？丁老！您可還記得和我的幾次談話？我和您第一次見麵是在1984年6月。全國首次丁玲創作討論會在廈門大學召開。我應邀出席了這次會議。在此以前，我就很想見到您。在我看來，您簡直是一個謎：一生遭受到這麼多的坎坷、不幸，為什麼還能活到今天？是什麼力量支持著您？您對生活、對事業是什麼看法？今後有什麼創作計劃？還有，您這位50多年前就出了名的大作家，是不是也像莎菲那樣絹傲，不易接近呢？大會開幕的那一天，全體代表和您合影，我剛好站在您的後麵，合影畢，我迎上前去喊了一聲“丁玲同誌”，您滿麵春風地回答了我，和我握手，親切地攀談起來了。
那天，您穿著一件短袖白襯衫，戴著眼鏡，滿頭白發，滿臉笑容，顯得那麼慈祥、和藹，就像我平日遇見的許許多多的老奶奶一樣，沒叫人有什麼特別之感。我沒有想到馳名中外、獲得斯大林文學獎金的丁玲同誌會這麼平易近人，絲毫沒有大作家的架子。過了幾天，打聽到您住在鼓浪嶼療養所，於是我們幾個同誌相邀來到鼓浪嶼。踏上光潔、平坦的小道，蜿蜒地穿過那些美麗的羅馬式的、美國式的、西班牙式的，圓形的、尖頂的、拱形的建築，來到了綠樹掩映的療養所。見到了您，大家沒有拘束，無所不問！問您寫的阿毛姑娘和包法利夫人是不是相似，是不是受了福樓拜的影響；問您為什麼和王劍虹離開平民女校到南京去，是否受了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影響；還有《意外集》中的陳伯祥這個人物是否有生活原型等。您不厭其煩，一一作了答複我作品中的人物從生活中來，我寫作品的時候，沒有想到要模仿哪一個作家、哪一個作品……”
“在我的周圍都是一些革命者，如向警予等，他們都拉我參加革命，我沒有受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影響，我和王劍虹離開上海到南京主要是想多讀點書，覺得平民女校學不到東西……”您娓娓而談，就像鼓浪嶼輕輕拍打著岸邊的波濤，叩擊著我們的心扉。不知不覺，末班輪渡的時間快到了，我們依依不舍地握別。有一位同誌問您為什麼不住到廈大和我們一起開會，您說：“我不參加你們的會，你們討論你們的，願意怎麼講就怎麼講，這與我無關。”我想也有道理，如果您正襟危坐在那裏，甚至把女兒或女婿、兒子或媳婦、孫女或外孫都帶來開會的話，那麼也許發言的同誌就會有所顧慮。聯想到開幕式上您的發言，更加令人深思！您說：“我希望這次會議不是對丁玲一個人起作用，而是對文學的健康發展起作用。”現在回想起來，這些話含義是極深的。您所希望的是，這次會議通過對您走過的創作道路的研究、探討，幫助您總結經驗、教訓。
更為重要的是由此而進一步研究、探討中國“五四”以來的革命文學運動的經驗與教訓，以便促進今天的文學事業的繁榮和發展。您始終把自己置身於中國革命文藝運動之中，把自己的成功與失敗，自己的命運與中國革命文學運動的命運緊密地聯係在一起。您說不參加我們的討論，我們願意怎麼講就怎麼講。這是因為您深深懂得，對於自己的作品如何評價，不必由作家本人去說，而是要看作品的社會效果，看人民大眾喜不喜歡。馬克思在1842年就說過：“人民曆來就是作家‘夠資格’和‘不夠資格’的唯一判斷者。”
別林斯基也曾說過：“讀者群是文學的最高法庭，最高裁判。”正是基於這種認識，因此，當許多評論工作者把評論您的文章寄給您，請您提意見的時候，您總是不願意對稿子發表任何意見，而且還常常叮囑大家，不要隻說好話，要指出缺點。您一直勉勵自己！聽到好話不驕傲，聽到批評也應從各方麵考慮，虛心學習才是。1985年3月28日，我又一次見到了您。那是在“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在全國一個高等學校的學術討論會上，您就“創作自由”的問題發了言。記得當時您是從三方麵來談創作必須自由的。您認為！從文藝規律看，創作必須是自由的，這樣，文學藝術才能發展；從領導者來說，必須讓作家創作有自由，這樣，才能發揮作家的創作才能，創作個性；從作家本身來說，創作自由，不是上麵領導給你規定幾條自由，你就自由了。
如果你怕這怕那，計較個人得失，那還是不會有自由的。如果一個作家能拋棄一切個人的私心雜念，做到無私，無畏，那才會獲得真正的自由。您還十分強調作家的思想修養問題，語意深長地說！生活在新時代的作家，自己要解放思想，首先要自己給自己爭得創作自由的權利，而且要善於使用這個權利，真正成為時代和人民的言人。您講得多麼懇切，而且頗有見地。不但理論上講得深刻，而且這也是您幾十年從事創作的經驗之談。20世紀40年代初，您正是懷著對黨、對延安無比熱愛的心情，拋棄私心雜念，大膽地寫了《“三八節”有感》《我在霞村的時候》《在醫院中》等作品，大膽地對抗日聖地延安存在著的一些問題：如封建意識，小生產者的保守、苟安，革命隊伍內部的官僚主義作風等進行了批評。
當時，在一片光明的歡呼聲中，您居然說延安也還存在著缺點，存在著問題，這確實是需要有藝術家的勇氣和膽識的。一個膽小怕事，斤斤計較個人得失的人，是絕不可能這樣做的。不幸，您因此受到形而上學的批判，蒙受了幾十年不白之冤。但您不顧個人的榮辱得失，仍然是飛蛾撲火，追求光明，追求真理。明知會被火燒著，但還是振翅飛翔，向火撲去，即使滿身烈焰，也在所不惜。正因為您無私，才能無畏，您的創作才是真正自由的，盡管當時沒有給您這個自由，而這個自由是您以巨大的代價爭得的。最為難能可貴的是，您長期運交華蓋，但您心不灰、意不冷、氣不餒，始終把挫折、逆境看成是鍛煉自己的機會。三桂林會議結束後，您順路回到了湖南，住在蓉園賓館。1985年3月31日，您約我到賓館去談談對《中國》文學雙月刊辦刊的意見，於是，我第三次見到了您。一見麵，您就問我對《中國》有什麼意見，然後就饒有趣味地和我談起辦刊中碰到的種種困難。聽了您的話，我不禁歎了一口氣，心裏想：丁老呀，您這麼大年紀了，在世之年不多了，隻怕不是以年計算，而是以月、日計算了……您快點兒去寫書吧！風雪人間的北大荒，魍魎地獄的南京生活，還有那嚴寒的日子裏……您不是都想寫嗎？
可別把時間花在這費口舌、磨時間的瑣事上啊！然而您卻不是這樣想，您之所以籌辦並親自主編《中國》這個大型刊物，正如您在創刊號《編者的話》中說的，是“為那些把心靈浸入到新的社會生活中去的，把心靈與藝術創作難解難分地糾結在一起的那些年輕作家和奮發有為的文學愛好者鼓勁。歡呼他們健康地成長，開出美麗的花朵，結出肥碩的果實，攀登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中國文學的新高峰”。話題轉到了具體作品上麵，您問我看了《那山那人那狗》沒有，稱讚它寫得好，還談到張賢亮等中、青年作家的作品。我真有點兒驚訝！丁老啊，您哪兒來的時間？您要寫作，開會，出國訪問，還有疾病纏身，哪有時間去看青年人的作品？可是您不但看了，還禁不住要寫評論。您讚《陳毅市長》《靈與肉》《牧馬人》。您說：“張賢亮同誌的短篇小說《靈與肉》發表後，一下子就吸引了我。那一幅幅真實動人的人生畫麵，那熔鑄於全篇的質樸的情感及其蘊蓄的深沉的愛國主義激情，都使我浮想聯翩，歡愉之情油然而生。”
但同樣的張賢亮，您看了他的《綠化樹》之後，卻實事求是地指出它的缺點——缺乏給人向上的力量。您好處說好，壞處說壞，褒貶得當，給青年指引一條正確的文學道路，讓他們健康地成長。我懂得了，您為什麼要辦雜誌，而且親自當主編，改稿子，您是想給青年提供一個發表習作的園地，同時也願以自己辛勤的勞作，去培植這些繁花。
因為您說過：“我是一棵小草，做這些繁花盛開的肥料，我願意這樣。”您是一位園丁，優秀的園丁，您對青年人既反對“罵殺”，也反對“捧殺”，主張要給他們指出優點，也要指出缺點，正確地引導他們，尤為可貴的是，您積極地為青年作者鋪路搭橋，甚至甘當人梯。就在您患病住院的時候，您還在病床旁邊召開《中國》編輯會議，再三叮囑編輯部的同誌要關心中、青年作家，要給他們創造成長的條件。四正是北京最美好的晴秋季節，1985年9月，我因赴大連參力口丁玲創作座談會，路過北京，順便去看望您。您剛從醫院出來，坐在會客室裏。秋天的夜晚，暖中透涼，您腿上蓋著一塊棉毯，但人還是那麼精神，那麼健談，幾乎看不出有病的樣子。您說剛剛出院，不能到大連參加我們的座談會，但是已經寫好了一封信，是給參加會議的同誌寫的。這封信的標題是一“我是在愛情中生長。”您把要和我們說的話全寫到信裏了。看了信，真讓人感慨。信寫得很有激情，令人不敢相信它出自一位81歲老人之手，倒仿佛是一個朝氣勃勃、熱情洋溢的小夥子或姑娘寫的。
信上說：“我曾是被打入另冊的人，我在社會上曾非常孤立但卻又擁有多數善良人的感情；我常常在一些仇恨的眼光中掙紮，但卻又基本上是在愛情中生長。”是的，您雖也曾遭到白眼，但還是生活在愛——親人的愛，同誌的愛，人民的愛中。即使在戴著大“右派”的帽子下去“勞改”的日子，群眾一看您的為人、處事，就不相信您會“反黨”，也不把您當“右派”看待，而且還設法保護您，甚至把您從“牛棚”裏搶出來，您愛人民，人民也愛您。我最後一次見到您，是1986年3月3日下午，您已處於全昏迷狀態，靜靜地躺在病床上，通過監視儀屏幕，可以看到您的心？呼吸已很衰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