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蹤《共和國豔史》的寫作時，恰巧重溫了加繆的《西西弗斯的神話》。加繆說，荒謬和快樂是大地的雙生子，他們是不可分的。我願意透過這句話來審視楊東這些看似癲狂的文字。在快樂中印證荒謬，在荒謬中收集快樂，後現代語流的狂歡掩不住生存思索的失落。楊東寫作此篇的野心，讓我想到了那個固執的倒黴蛋西西弗斯。作者一再地徒勞無功地撕扯著那些纏繞在他本真之上的曆史文化的重重繩索，並向漫天的嘲笑的神祗投去天真卻輕蔑的一瞥。
當現代主義的鬥士以鋒利無比的姿態將長矛紮進了偶像們的軟肋，打算與強大的曆史拚個你死我活，後現代的頑童卻悄悄登場，毫不吝惜地消解了這種慘烈的拚爭。他們誕生於後工業文明時代的個性就沒有個性，樂意與一切價值苟合，又拒絕一切價值的引誘，反正對於他們來說，那些所謂人文圖騰都是無謂的鬼畫符。隻有當下的個體的歡樂才是唯一真實。且不說這樣的無厘頭態度是否可取，至少它為我們提供了一種靜觀終極意義的便宜角度。不可否認的是，層層積澱的文化重負有時確令我們把裝B誤認為是一種享受，卻忘記了我們源自真我的快樂需求。偶爾聽楊東們的喊一聲“cuT”，倒不失是一種解脫——大家都別演，卸了妝洗洗睡吧。
楊東的《共和國豔史》就是唱這種歡樂至上的高調擠進曆史漫長的**的。盡管曆史本就是人盡可夫的娼妓，不過《豔史》卻無意跟隨傳統話語的施暴樂趣，它猥褻的PoSe毋寧是一個反諷，指向的正是以各種功利目的企圖拐賣曆史的話語暴力。也就是說《豔史》並不以反文化為主旨，而熱衷於玩味了人與所謂人文之間的隔膜。事實上，文明發展到今天，我們的前輩們已占盡了所有與文化媾和的姿態。後來者陷入了立無可立，反又無可反的尷尬之中。而此間最大的破綻就是，人人都自以為找到了曆史的g點，並自我陶醉地連聲哼哼，做出**的樣子，孰不知他們也許隻是沉浸在自瀆的儋妄之中，且以這個自瀆的造型嵌入時間，成為新的典籍。這難道不是最大的可笑嗎？於是《豔史》在戲仿中放大了這種可笑。
既然所有可知的曆史都有贗品的可能，那麼這部不諱稱贗品《豔史》倒有了小孩子過家家式的板眼。一招一式透著天真，一舉一動流露著好笑。呼哨一聲，招來天上飛的、地下跑的、水裏遊的、草窠裏蹦的諸多偶像，大家排排坐，吃果果，誰也甭搶，人人有份。幾千年的厚重積蘊被楊東用撥浪鼓敲打成一段兒歌。無論這兒歌是否動聽，它都荒謬的令人發指。無知者無畏，惟有孩子才敢如此瘋狂地渾濁時間，篡改經典，踐踏偶像，因為他們的行為隻以快樂為惟一目的。文化於無知者，隻算是一個不太臭的屁。而《豔史》正驗證了人的這種無知的可能性。也許我們本來就是無知的，文化包裹我們的身體，它到底是不忍剝落的華裳，還是應該扯掉的繩索。
《豔史》在文本上的顛覆性顯而易見。乍看來，似乎是一部徹頭徹尾的通俗，但它卻不十分在意簡單線索的情節推進，反而在一個虛擬的時空平麵上編織縱橫交錯的人物關係。出場的人物多得令人眼花繚亂，加之這些人物都有一個如雷貫耳的名字，曆史與虛擬混為一談，更誇張了這種錯亂的感覺。這些人物看似熟悉，卻完全和我們印象中那個形象對不上號，作者正是用這樣戲謔的方式製造著人與文化的疏離。在語言風格上，作者更加入了對經典文本的戲仿，一會是煞有介事地嚴謹，一會又是沒心沒肺的調笑，一會是古龍式的凜然，一會又是周星馳式的荒誕，或者幹脆搬來莎翁和魯迅先生的句子作為大話的作料。如此放蕩的行文，仿佛是此地無銀般地提醒讀者惟有快樂才是最真實的。
《豔史》的寫作在繼續中。關於生存的思索往往讓我們對生命有徒勞無功的絕望。因此我願意去跟隨這個荒誕作品的進程，體驗一種擺脫知識束縛的努力和快樂。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