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青雲說：“這是個高深的問題，如果他們掠奪財富的舉動沒有喚醒國民領導者的意識，而是順著他們掠奪的方式，提供更便利的環境或者以一個權貴尋租者的方式出現，那麼我們也隻能加入到掠奪者中來。我不會振臂一呼逆勢而做的，因為我一樣是人，不是聖人，更不是神。並且這種掠奪的趨勢一旦形成，我們就得學會順勢而為。”
“權貴出租？”呂菲菲不解地問。
上官青雲說：“是的，權貴出租是一種官宦文化，自古以來就有，國外有，中國也有。這個尤其是體現在經濟領域。在以政府為主導的市場經濟裏麵，它本身就存在著一個很大的政府尋租基礎，以這個為基礎進一步發展到政府對資源、企業和交易的控製，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一旦越過某個界限，就不是所謂的市場經濟了。”
“所謂市場經濟，是一種經濟體係，是一種自主自由交換的經濟，但它又不是完全的無政府主義自由市場經濟。在這種體係下的產品和服務的生產及銷售完全由自由市場的自由價格機製所引導，如果所有者之上還有一個更高的權威來支配這個交換關係，這就更不是市場經濟了。就其經濟利益來說，現存體製中政府配置資源權力過大，政府幹預經濟過大，這就形成了一種雙軌製，在雙軌製的體製下尋租的機會就非常多。在資本市場的規劃建設上也是同理。”
上官青雲又說：“這種尋租的權貴最容易形成一種強大的特殊利益集團。最重要的是，我國現在正處於經濟改革發展之中，如果改革動力不足，一方麵，那些從行政壟斷和權力尋租活動中得益的人，為了維護其既得利益，既有可能打著‘為民請命’的旗號，阻礙改革進程，也有可能假借‘改革’的名義，強化行政權力的控製和權力尋租的空間，權力尋租其實就是一種腐敗的代名詞。而另一方麵，一些改革前舊體製的支持者就會利用公眾對腐敗、貧富分化等的不滿情緒，用民粹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的言說來轉移目標，把民眾的情緒引到反市場化改革的方向上去，那樣國家就會更加糟糕。”
上官青雲又說：“這又提出一個老的問題：中國的未來將走向何處？是向少數人專製和大眾貧困的舊體製複歸，還是走向共同富裕、民主、文明、和諧的現代化國家的大問題。”
“這個問題夠深的。”呂菲菲說。
上官青雲說：“這確實是個很深入的話題，還輪不到我們這種市井小民來評頭論足的，我們隻要順勢而為便可以明哲保身。”
呂菲菲說：“這豈不跟你的信仰背道而馳嗎？”
上官青雲說：“信仰本身不會有錯。有錯的隻是有了信仰的人，看他能不能真正明白神的旨意。如果他不能明白天意，順其天道，那麼他就算有再多的信仰也隻是個普通人，充其量隻能算個尋找到了正途方向的人。”
“如果他們要開展掠奪，他們會從哪幾個方麵著手幹呢？”呂菲菲又問。
“以我對他們的了解，他們可能會從經濟領域和金融貨幣領域入手。他們對政治不感興趣，隻對影響政策製定的人感興趣。他們會整合資源或以賄賂的形式來為影響政策製定的人服務，其回報就是政策製定人能通過各種形式的政策為他們尋租到的權貴達到利益最大化，至於其他的就不是他們所關心的問題了。”上官青雲說道。
“你說的金融貨幣領域，我們的人民幣發行不是由我們中國人自己決定的嗎？”呂菲菲不解地問。
上官青雲回道：“是，卻又不是。這樣說吧，人民幣發行確實是由國家自己決定。在1994年以前，人民幣的主要投放方式是再貸款，占基礎貨幣投放的65%—90%。在這段時間內，人民幣與本國經濟發展的相關度非常高，因為再貸款是國內金融機構從中央銀行拿到的貸款，這些貸款投向了國內的經濟循環。但在1994年人民幣彙率並軌以後（即官方彙率與市場彙率合二為一），人民幣發行機製逐漸發生了變異，外彙占款比重越來越高，人民幣基礎貨幣的抵押品日益依賴外彙儲備，人民幣發行的獨立性就逐漸被削弱，它的發行越來越與本國經濟發展水平無關，而與外國貨幣，特別是外國政府的信用捆綁在一起。日後，人民幣緊缺也將會是一個常態，這樣便為炒作人民幣提供了一個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