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上研究生之後，老師讓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抄書。林樹中先生給我們一套線裝書，是美國人福開森編的《曆代著錄畫目》。福開森很了不起，上個世紀30年代在中國搜羅文史資料、古董，然後編了一套《曆代著錄畫目》，1933年出版。這是研究古代書畫的人必須知道和擁有的工具書。林先生告訴我們這套書很重要的時候，我還沒有感覺到它十分重要。但校圖書館就隻有這一套，他長期借在手上，其他專業老師都有意見。所以，林先生就讓我和另外一位同學加上一位進修生一起抄書。他發給我們白紙和複寫紙，一式三份，這樣我們抄好後給他一份，我們自己各留一份，這樣等於一共有三套書。我後來到人民美術出版社工作並等我做了古典美術編輯的時候，第一件事就是先再版這本書。1992年該書再版的時候，我在後麵用毛筆寫了篇“後記”，講這套書的重要性以及出版緣起。當初我就是通過抄這套書開始我的碩士研究生學習曆程的。當時的80年代還缺少很多書，出版業還不是很發達。在讀大學二年級的時候，我實在不喜歡這個“工藝圖案專業”，因為我看到的“前途”，將來就是到哪一家國營的印染廠當一名畫布的設計師。心不甘啊，我還是喜歡畫畫。但畫畫的人多了，談何容易，輪都輪不上我。可是，我喜歡讀書，語文基礎也好，因此，我準備開始專項美術史論的學習。選擇這一行，就意味著要終身讀書，要活到老、學到老、研究到老。最初讀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黑格爾的《美學》時，我似懂非懂，覺得非常深奧。雖然當時助學金非常有限，可以說是非常可憐，可我還是咬著牙買了一套，大概是1981年的版本，這套書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書中關於藝術哲學的問題、藝術和美學的關係等，至今還在我的腦子裏轉圈。也就是在1981年的時候，我平生第一次來北京寫生，有一老鄉在文物出版社做社長，叫王代文，王先生是新四軍出身，跟我老家的一位同學的父親是戰友。同學的父親在“文革”前是副縣長，“文革”中也是受衝擊，遭磨難。“文革”後複出，家中有《參考消息》，我經常到同學家看看報，了解到一些市麵上沒有的“參考”的消息。雖然這位伯伯對我很客氣，可我還是對他非常敬畏。但伯母卻待我如同母親一般親熱。這位被我們視為老革命的伯伯給我寫了一個條子：讓我到文物出版社去見王代文先生。那時候，北京還沒有多少像樣的高樓，五四大街上，作為文物出版社社址的老北大的紅樓，既有幾分莊重，又有幾分深邃。王先生一看有個學藝術的老鄉很高興，就拿出了一本書給我。他說你來得巧極了，這本書我們馬上要出版，這是樣書，第一本書。這就是李澤厚先生的《美的曆程》。所以，我就有了《美的曆程》——1981年文物出版社版本的第一本書。我請王先生在上麵簽了字。
這本書對我影響很大。當時李澤厚先生以哲學家、美學家的眼光看中國曆代藝術的發展，讓我打開了視野，連接了黑格爾美學和藝術哲學更深層的內容。那時候，我將很多時間都泡在學校的圖書館中，沒日沒夜地讀書，真是博覽群書，如饑似渴。
第四個階段是“為了研究和寫作讀書的階段”。因為自己做研究工作就要看書，就要看很多書。我的第一本專著《神畫主神研究》，1987年由紫禁城出版社（現為故宮出版社）出版，是我有生以來出版的第一本書。實際上，它是我1985年的碩士畢業論文《論漢代神畫中的兩對主神研究》，當時通過讀書以及研究漢代藝術遺存，我發現與原始神話相應地存在著一個被人們忽視的神畫，而漢代神畫中又存在著伏羲、女媧和東王公、西王母這兩對主神係統，所以，我就把它定為碩士論文的研究主題。這是這個時期中廣泛讀書的產物。那個時候與讀書配套的就是做卡片，與書匹配的有無數的卡片，分門別類。
讀書有個方法的問題，因人而異，每每不同。一種是漫無邊際地讀，可以什麼書都看；還有一種是有目的地讀，為了一門學問去讀，在做學問的過程中舉一反三。因為解決一個問題可能會牽扯到十本書，十本書又可能牽扯到另外的十本書，一傳十，十傳百，就會牽涉到很多問題，就是泛讀的問題。
這一時期，一直延至後來到人民美術出版社工作，我開始從古代美術史的研究轉向新中國美術史的研究，也是泡在資料室中，除了翻閱其他有關20世紀的書籍之外，我把《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從1949年的一直翻到1978年，一天不漏，一版不漏，搜集到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在此基礎上出版了《新中國美術圖史1949-1966》，並將這一專題的研究一直堅持到現在，先後出版了《革命的時代——延安以來的主題創作研究》和《紅旗飄飄——20世紀主題繪畫創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