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對文學以及對作家張平的創作有了一定了解的時候，我們就會發現，有些批評對張平關注現實的作品是一種“起麻醉作用的作品，麻醉民眾的精神”（王春林語，見生活晨報2002.8.1.《山西文壇當領西部風騷》）的說法是有失偏頗的，狹隘的，值得商榷的。這樣的批評依據建立在對張平作品人物結構的設置：“依賴一個高尚的、純潔的幹部，就可以解決諸多現實問題”，而概括張平的創作“根本沒有捕捉到現實中的核心問題”，顯然是不可取的。這盡管涉及所謂的“人治”還是“法治”的問題，但作家再有高超的運筆功夫，也不會把他遊刃有餘的心智勞動，建立在虛無飄渺的空想主義之上，他和所有的中國人一樣對國家懲治腐敗充滿信心。張平太忠實於生活了，他不想寫一個什麼通過全國讀者的投票結果，把那些腐敗的廠長、經理們趕下台。他不想把與中國現實不相符的東西編給老百姓，他隻能按照生活的原貌來再現生活，並以藝術的升華提煉來使作品鮮活而更加深刻尖銳，由此留給人們的回味餘地很遠。當然，作為張平的忠實讀者，肯定都希望作家安排出所謂批評家的“核心意義”的結局，然而也隻能聽從批評家所謂“現實核心問題”的所指。讓人失望的是，批評家並沒有比作家更好的“辦法”出台，隻是套話連篇：“我覺得一個真正優秀的作家，不應該隻考慮自己在文學史上占有的位置，不應該考慮未來到底如何評價自己，他應該時刻意識到自己是一個知識分子，而作為知識分子，他就應該對現實有所承擔，應該像魯迅先生那樣，拒絕走進藝術的象牙塔，要體現出自己的責任感、使命感”。有爭議的是，理解這一席話的，恰恰是讀者肯定張平文學創作的成功所在，才會有界內人士認為，批評家並不都是無懈可擊的權威，隻能說明批評家“對一些作家（山西的）藝術實踐和創造能力估計不足，這同時也說明他的準備不足，還不算是一位成熟的批評家”。（唐晉語，生活晨報2002.8.1.《關於山西文學及文學批評的對話》）當然，我們也不能片麵地追求對錯，更為合理的見解，是辯證地看問題。批評家能發現張平的創作“涉及的是另一個意義上的現實”（生活晨報2002.8.1.），足以說明批評家是積極關注文學生命和關心作家成長的思想者，隻是這種思想太囿於實用主義的誘惑，忽略了依靠個人道德自律和僅靠掌權階層高度政治化的覺悟來自警自醒，這也是國情，其實也是作家張平作品“結局”背後希望能夠引起人們重視的思考。而這些思考，能夠引起批評家們的關注與批評，隻能說明張平作品已經“捕捉到現實的核心問題”，隻是和批評家的責任不同而已。
張平在《我們的問題出在哪裏》一文中說：“經濟結構的調整，其實也就是利益結構的調整。在這場利益結構的調整麵前，腐敗現象的持續蔓延和道德觀念的普遍滑落，也就成為這場變革中最為嚴重的社會問題。經濟腐敗，吏治腐敗，司法腐敗，在某些地方，其蔓延速度之快，滲透程度之深，數量和規模之大，可以說是觸目驚心，聞所未聞！”他舉例飯桌上腐敗現象的普及和嚴重，一頓飯上千元、上萬元竟使某些領導幹部心安理得地接受，而按摩、桑拿、歌廳、舞榭、高檔煙、名牌酒等都堂而皇之地成為某些領導幹部的日常生活的必有內容。更可怕的是，老百姓拿他們沒有什麼辦法，在“一些紀檢檢察幹部和司法機關工作人員的下意識裏，這些現象也早已不能算做腐敗。當然更多也是一種無奈，這樣的現象太多太普遍了，你又如何能定義它，懲治它？”作為一名作家，我看也就隻能點到為止。不僅在表述國情，同時也在指出這樣的國情不改變是會阻礙發展的。因此，張平才會說：“由於在發展建設中過多地摻入了人治因素，再加上利益因素，於是造成了冤假錯案的大量出現。”他才會有《天網》中塑造李榮才近30年的告狀生涯，描寫人最普通的傾訴權利都被麻木不仁的幹部剝奪的例子；有《抉擇》中上萬工人自發地集體告狀事件為引子；有《十麵埋伏》中一個極其普通的監獄警羅維民為榜樣等等，鼓勵人們堅持信念，站起來和政府一起撐起社會主義這片藍天。為了一個目的，呼喚依法治國，接受腐敗亡國的教訓。
想必張平作品的目的決非是輕描淡寫“另一個意義現實”的形而下的文學現象，文學要上升到人類生存的永恒問題，腐敗的威脅是現實的，也是曆史的。作家隻能以自己的創作方式和思維邏輯，發現現實的不同方麵，就像魯迅執著的民族意識、始終是他文字的厚重底蘊那樣，張平隻能做到始終對自己創作的立場保持清醒：“為人民大眾而創作”、“為百姓說句心裏話”。因此，他的出發點是，隻要符合老百姓的事他就寫，隻要符合老百姓的話他就說，這自然也和執政黨“代表最廣大人民利益”的出發點相一致。因為腐敗這一社會毒瘤引起的不穩定因素，不論是民眾還是執政黨，都痛恨入骨，要求徹底地鏟除絕不姑息。這樣一來，張平筆下鏗鏘作響的文字，又會被人誤解為“應政治需要”、“麻醉民眾精神”的應時之作。而且文學一旦被打上政治化的烙印，也就難免要與藝術背道而弛，一定會成為如天上浮雲的短命之作。（文學已有過血的曆史之鑒）可是，對藝術清醒的人，怎麼會走曆史的老路。張平作品的素材大多是作家親自融入百姓之中，親身體驗生活搜集而來的，他能不知道民眾是何等的偉大，想麻醉就能麻醉得了的嗎？這樣說話的人，也還真有低估讀者鑒別能力與審美能力之嫌！關心政治，這是體現文明社會公民的“思想自由和科學民主”的一種進步，也是我們社會生活不可分割的有機組成部分。強調文學不能當政治的傳聲筒，並不意味文學就應該放棄對政治的關注，特別是生活在這個沐浴改革之春風，呼吸改革之空氣，與時俱進中的中國人，即使是改革中存在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如果人們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對政治漠不關心，對社會問題表現出十分失望的情緒，甚至所謂的為藝術而藝術的純粹，那麼，這個社會還會有什麼希望。人是社會細胞的構成，社會都破碎不堪、瓦礫殘垣，那麼人的生存還有什麼意義和價值？文學亦然！
四
文學作品對於存在的本質有一種超現實的思考，這是文學真正意義上的最高價值體現，應該給予形而上的精神關注。這樣一來，我們對張平現象的認識應該格外明朗了。張平和中國所有優秀的現實主義作家一樣，用自己作品的真誠，淋漓盡致卻多少有些冷酷而無情地揭露與批判，展示出中國發展麵臨的嚴峻現實。在某種意義上講是人類存在之宿命的無法回避，但現實主義作家大多對存在的直覺敏感性，卻使他們都會不同程度地陷入一種被動。就和人們先前認識“先鋒”作家蘇童那樣，自從蘇童寫了《蛇為什麼會飛》這樣一本“第一次直麵慘淡人生，把現實生活引入創作”（讀書時間2002.5.15）的作品以來，就有評論說：“先鋒作家不可能是生活的參與者”，對於生活他們隻會觀望，“或在尷尬地沉默著”。這無非是對蘇童一反“先鋒”的創作手法表示的懷疑。其實蘇童對於自己創作風格的轉變並不是沒有心理準備，所以他才會說，小說創作是一種傾訴。他覺得生活和理想需要一座橋梁，而這座橋梁需要文學來搭建。至於對生活的觀察，他認為就像是空氣一樣，你不得不接納。這是他作為小說家要維持的生命質量。生活在這樣一個複雜的社會當中，即使是社會中烏七八糟的東西，隻要是“發現”就蘊含著創新。蘇童沒有被批評家的質疑而動搖懷疑自己的藝術實踐，張平就更沒有理由來懷疑自己作品的藝術性，因為任何藝術的發現，都是作家理解社會的深度，而文學又是公眾興奮的焦點，隻要公眾還關注文學，爭論就會持續。
在中國這樣一個民族性格複雜的文化環境中，張平能夠時刻強化自己的作家意識，並在十分個性化的意識形態下，承擔起巨大而充滿風險的“反腐作家”角色，在讀者不能夠完全理解之時，還能明晰化、深刻化地不懈努力著文學精神，這正是他區別於其他作家的獨特之處，應該受到尊重。對於他創作的藝術成就，一千個人就會有一千個“哈莫雷特”，這是事物的客觀規律，何況沒有不同的批評見解，也不利於文學事業的發展，不必大驚小怪。隻是我們麵對張平文學藝術關係生成的可能性與必然性時，讓我感到震驚和欣慰的是，張平自己也會說：“貼近現實，直麵人生，近距離地表現生活，這樣的作品也許注定是速朽的，這樣的作品所產生的反響也許確實是‘非文學性’的，但這樣的事情，總要有人去做，也應該有人去做。一條文學大道，總有人去甘做鋪路的石子，才可能讓文學巨匠的車輪滾滾駛過。我願做一顆鋪路的石子。隻要對文學發展有利，對社會的發展有利，對我們國家的改革和前程有利，即使付出再大的代價，那也心甘情願。”（《我隻能說真話》58頁）這大概就是我們民族精神的大家風範，是民族思想者追求的文明價值所在。
作為文學作品，張平的藝術創作或許還有許多值得推敲和打磨的地方，但更重要的是，張平始終沒有喪失自我，就這一點我們對張平現象研究的價值就不會減弱。遺憾的是，（今天這些值得商榷與批評而促成的張平現象，在張平從作家到省長的角色轉換中，停滯了）我們對張平現象的本質研究還缺乏深刻的理論依據，張平現象的產生，對中國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借鑒有何意義，這些都是需要深思的問題，還有待繼續深化。
（200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