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歲
吳浩然
在我的記憶裏，十九歲是過往歲月裏最困頓的一年。那一年，我在武漢讀大學，正是大一、大二交接時，專業課越來越多，難度越來越大，而我腦子如鏽住了一般，感到異常吃力。同時，我在做著繁重的學生工作，一身多職。每天晚上，我常常是寢室最後一個回來的。回來的時候，室友們都在做最後的就寢工作，我去洗澡間洗澡，回來時屋裏已一片漆黑。我摸摸索索地上床，掖好帳子，靠手機的微光檢查有沒有蚊子。這樣的檢查當然沒什麼用，幾乎每天晚上，都有兩隻蚊子嚶嚶嗡嗡，讓我在斷斷續續的失眠中熬過武漢漫長的夏夜。
還有，我長胖了。從入學時苗條的身材，嘭的一下長了五六公斤。雖然也不是很重，但我是虛胖，兩眼無神，臉頰浮腫，四肢笨拙，碩大的痘痘一片片地鼓出來，還頻繁掉頭發。一年的工夫，小時候濃密的頭發隻剩下了一半。
那是最累的一年，也是最醜的一年。我感覺天塌了。
沒有老師，沒有同學，沒有朋友。班主任找班幹部們聊天，我總是最沉默的那個，心頭縈繞著慣常的呆滯與疲憊，耷拉著苦瓜臉的腦袋。不過，她並不是一個狹隘的老師，還是很尊重我的，常對我說：“一個班的支書比班長更重要，所以呢，好好幹。”同學們一個個與我疏遠起來，雖然我是支書，每天都要到各個寢室說些通知之類。我勉強尋找著上課、下課、吃飯、打水時的同伴，最後還是放棄了，像一群快樂的小雞中那隻生了病的小雞，在雞群旁邊抽搐著，腫著腿和臉。
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呢？好像什麼事也沒有發生，我便成了那樣子。我在家中有父母的照顧，在學校有學校的保護，十九年的生命裏從未被迫經見人性中殘忍和猙獰的部分。前一年九月，我去武漢上大學，第一次坐長途火車，一晚上沒有睡著。半夜去廁所，正好窗外掠過一排燈光，一刹那，我從鏡子裏看到自己，頭發毛毛的，眼睛亮亮的，滿臉閃著熠熠的猜想。我也確實因為會寫詩、會彈鋼琴、舉止文雅、挺像淑女而得到了新同學的歡迎。而僅僅半年過去，或一年，就好像被施了魔法一般，閃著光彩的樂園消失了，露出了粗糲而真實的荒原，好像這才是我應當跋涉的人生。
那一年，我讀到張愛玲的作品，我認為我跟她很像。我也害怕見人啊！我也會在出門的一瞬間，如果看到有熟人經過，就強烈地想退回寢室裏。與人打招呼成為很大的煩惱，可偏偏我做了太多學生工作，認識太多應該打招呼的同學。我幾乎能夠背出張愛玲的《燼餘錄》和《私語》。《私語》的末尾說：“常常，我一個人在公寓的屋頂陽台上轉來轉去，西班牙式的白牆在藍天上割出斷然的條與塊，仰臉向著當頭的烈日，我覺得我是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著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困於過度的自誇與自鄙。”這感覺我知道。許多個中午，開完學生會那些可有可無的短會後，我懼怕打擾正在午睡的室友，就打著哈欠漫無目的地在校園裏遊蕩。我所在的大學有全中國最大的校園，直到畢業我都沒有走完，也不知道它的邊界。它是美的，草木豐茂，碧茵滿地，長長的梧桐路上方，高大的梧桐枝合攏成天堂一般的穹頂。這裏沒有市區的聒噪和尾氣，這裏潔淨又安靜，但我感到無處容身。後來，我讀到卡夫卡的作品，也很喜歡他，他對自己的殘缺那樣坦白，讓我覺得他是最純淨的作家。他對父親說：“世界在我眼裏就分成了三部分。我，是個奴隸，生活在其中的一個世界，受著種種法律的約束，這些法律是單為我發明的。而我，不知道為什麼，卻始終不能完全守法。然後就是第二個世界，它離我的世界無限遙遠，這是您的世界，您行使著統治權，發號施令，並且還因您的命令得不到執行而煩惱、生氣。最後還有那第三個世界，其餘的人都在那兒過著幸福和自由自在的生活，沒有人發號施令，也沒有人唯命是從。”我幾乎不用思索就知道，那最讓人折磨的，是第三個世界。
在如今的回想裏，我一直提醒不要把十九歲的自己看成是受害者。我不是受害者，生活在一起的同學們也不是施害人。確實，除了偶爾的口頭的齟齬，他們並沒有做任何傷害我的事。而我在長久的自思自想裏不停地自問自答，最終還是守住了心底那個微弱的聲音：我也沒有錯啊。我沒有錯，我也沒有做任何會傷害他人的事情，我——隻是恐懼。我記得十八歲時的恐懼，那些剛開學的日子，生活中迅速增加的新麵孔讓我感到極度的緊張和恐懼。似乎就是為了擺脫這緊張感，我吃了太多的甜食，然後迅速發胖；為了擺脫那恐懼，我接了過多的學生工作，不停地奔忙，以此增加存在感的砝碼，盡管絲毫不享受學生工作的過程。我分不清事物的對錯，用邏輯判斷該怎麼笑，用智力思考該怎麼說話，身與心都是僵硬的。唯一能隨著感情自然流動的，隻有眼淚。不過，我哭得並不多，我隻是想逃離——暑假的時候我就會感到輕鬆和快樂，因為我家在郊區，可以幾十天不用見人，整天隻是看看書、看看電視、給野貓喂食。但暑假終要結束的啊，還是會開學，還是要去見同學。我常常坐在媽媽身邊，揉著她胖胖的肚子，把臉貼上去，在心裏說：“真想回到這裏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