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大年一邊回憶著，親口告訴我，他的父親達成先生彌留之際，已失語多日，唯有一次，吃力地說出過四個字：“悲從中來”——從細如遊絲的聲音和口型判斷，肯定是這四個字。大年說，這可能就是父親臨終留下的最後一句話了。這話還是有位領導來探視時說出的。我不禁為之悱惻且悚然。以達成平素的含蓄和自持，在外人麵前一般不人可能這麼說話，然而他確實這麼說了。他是在忍受病魔對肉體的百般淩虐時這麼說的。這話好像又並不專指疼痛。不知為什麼，我認為這是一個詩人在曆盡滄桑，行將走完人生之途時，對生命（廣義的）在宇宙中短暫的存在所發出的一聲帶有悲劇意味的歎息，也是他對他們那歸來的一代人曾經多艱的命運發出的一聲蒼涼感慨。它包含的內容比較複雜。
然而，我認識了二十多年的、一直視為兄長輩的達成，給我的總印象卻是歡樂的、熱愛生活並盈滿活力的。第一次看到達成，是在一九七八年七月某日的禮士胡同。那時《文藝報》剛複刊，編輯人員在陸續調集，我也剛調進。達成比我早來兩天，他不同，他屬於“前度劉郎今又來”。那時大家全擠在一大間辦公室裏，連主編孔羅蓀也不例外。我發現右邊有個五十開外，大個子，氣質文雅，乍看上去臉色嚴肅的人在專注地看著一本雜誌，一下午部不曾說話，頭也很少抬。他越這樣越使我好奇。一問才知道，他就是那個敢與周揚商榷，拚命為《組織部新來的年青人》叫好的大名鼎鼎的“右派”唐摯。那年我三十五歲，在我眼裏他自然是龐然大物了。不久便發現，他為人謙遜、祥和，很好相處。打個不恰當的比方，就好像動物園裏有隻臥著的雄獅子，它不動時人皆懼它，待它站起來緩緩轉了一圈，又若無其事地坐下，人們才發現它的脾氣其實很好，完全不必害怕。這就是我初識達成時的一種很好笑的感覺。
那時達成的家眷還在太原鋼廠，他人先過來了，手續都沒辦，於是住處成了一大難題。那是個知青、幹部紛紛回城，冤假錯案紛紛平反，無數人呼啦啦一齊返回十幾年沒建過一座新房子的城市的年代，住宅問題像快要決堤的洪水一樣緊張。城裏無法可想，有人就建議在郊區想點辦法，而我恰好住在東郊農村嶽父家，妻是當地的赤腳醫生。我通過妻的親戚，替達成租到了一間民房。雖又小又矮，人站在炕頭，頭能觸著頂棚，達成還是很滿意。那是低工資年代，房租大約十塊還不到。這一來我們成了近鄰，相距約一裏地。他念小學的小兒子，現在已是劇作家的唐大年，後來也來了。我和達成常一起騎車上下班，晚上老停電，就不時互訪。當然我找他的時候多。那時我太愛學習了，與達成為鄰，最大的受惠是得到他的點撥。他隨身帶著一點書，大約是他最推崇的，有泰納的《巴爾紮克論》、《藝術哲學》，還有別林斯基的著作等，悉數借給我，囑我一定要認真揣摩、閱讀。我也呈上過一二陋作，達成並不厭煩，看了就坦率批評。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在這間僅能轉身的土屋裏，達成有時會變得很凶，兩眼放出令人畏懼的光，像個演說家似的慷慨陳詞，縱論文學與人生，聽眾隻有一個，就是我。十五瓦的燈泡照著他，在土牆上晃出一個大鵬展翅式的影子。達成是激情之人，壓抑得太久，人們隻看到他謙和的一麵，以為他生來性格溫軟，其實完全不是這麼回事。前幾天我還偶然翻出一封他回太原轉戶口時給吳泰昌、何孔周和我三個人的信，上麵說：“我現在不得不在無效率和官僚習氣兩個沉重的輪子中間受折磨了，原以為中組部下了調令，一切應該比較順利，真是想得太天真了，不折磨得剝掉你一層皮，決不罷休……”書生意氣，憤世嫉俗，看來怎麼也改不掉。
後來他搬到前三門、虎坊橋，我還在鄉下，我們的來往就少了，他任黨組書記後，因為忙，就更少了。但有件事仍令我感動，那就是他沒有預想的推拒，慨然為我的評論集《蛻變與新潮》寫了序。序寫得飽滿而豐實，給我極大鼓舞。他還主動把此序及與我的一張合影寄給他的老友梅朵，在《文彙月刊》上發表了。這提攜之恩，當終生銘感。我現在很煩給人寫序，覺得無非是應酬，甚至自稱已“戒序”。但想到達成的寫序，想到一篇序對一個人可能發生的影響，不禁汗顏：如果不是說假話、套話，我有什麼理由不該幫其他人多做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