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我的主要精力放在評論的寫作上，人們自然很少把我與散文聯係起來。其實，我寫散文很早，早到六十年代初期。那時我是大學二年級的窮學生。一次，寫了篇自覺不錯的散文，同窗好友慫恿我投寄到我所在的西部省份的最高文藝殿堂——省報副刊去。我不抱希望，碰碰運氣而已。因為我的老師要在上麵發一小塊文章尚不容易。然而，奇跡發生了——每個人的平生都會發生一點奇跡，這篇散文不僅上了省報，赫然占去大半個版，還加了插圖。此事一度成了校園新聞，老師和同學們對我刮目相看，客氣起來。我猜想，幾年後我能被分配到北京的中同文聯丁作，興許與這篇文字還有點關係。我至今記得，這篇文章的稿費是二十六元，在當時已是不小的數字。朋友們逼我請客，押我來到當時蘭州最有名的飯館“陶樂春”。女服務員催我們點菜，我們嚇壞了，誰也不懂，互相推諉，亂點一通，結果變成了以湯為主，大家喝得肚子鼓鼓的，步行七八裏，相視一笑，回到宿舍。不知“陶樂春”今尚在否？這篇叫《洮河紀事》的散文，便是我的處女作，其時我十九歲。我一直珍視這篇小文，這次特意收進這本集子，做個紀念。它固然幼稚，但有一股率真而執拗的青春氣息噴薄而出。人會變得老練，有些東西卻永遠找不回來了。
不知何故，我發現與散文有關的事，大多是愉快的，與評論有關的事，大多是煩惱的。我研究文學思潮和作家作品的文章，寫時頗用功，耗去大量精力，也出過五六本集子，卻很少有人主動向我索求，倒是有不少人向我要散文集，包括一些非常著名的作家，專門寫了信來要。他們哪裏知道，我一直沒出過散文集，幾年前出過一本很薄的小冊子，早沒有了。但我的散文還是逐漸得到過一些鼓勵：比如，有兩家大型刊物給我的散文評了獎；我的《乘沙漠車記》和《王府大街64號》等，兩度列入當代中國文學排行榜；時有熱心的讀者寫信來，或指謬，或稱讚，或與我討論散文問題。這些因素都在助長我的心勁，改變我原先的生存方式和寫作方式，改變寫散文一擱就是好多年的懶惰，開始增加了散文的寫作量。不過，我雖然慨歎文學批評的無人喝彩，但決不準備放棄，我覺得那是我的宿命、苦命。我將在評論的寫作中繼續堅持理性的激情，同時，我將在散文的寫作中揚厲感性的激情，也許這才是一個比較完整的生命。
我有時自問，我的散文究竟寫了些什麼？憑什麼反比我的評淪更能引起注意？我寫散文時很朦朧，全憑感覺，覺得有詩意的潛質和傾訴的衝動就斷斷續續寫出來，逐漸拓寬意境，由悅己而想悅人。在選材和立意上我都是不確定的，無預設的。我很欽佩一些散文作家有一套龐大計劃，或按曆史順序一一寫，白成陣勢，或限定在某個領域，白成格調。這樣集束式的衝鋒當然惹人注目。我太任性了，太情緒化了，一切聽憑此時此刻心緒的感召。舉凡大漠奇景、黃河風色、文化傳說、異域消息、冬泳與足球、古玩與秦腔、沙漠與廢墟，隻要能承載和傳達我的感慨的，不管是否適宜於散文表現，我都收納進來。有些不登大雅之堂的生存狀態我也寫出來。我相信，這世界上尚有許多情調還沒被人表現過。我力圖表現的正是這種東西。有朋友說，你的散文跟我們習見的散文不太一樣，說不上該歸哪一類。
我始終認為，散文不是寫出來的，是流出來的，一個人的散文是他的人格的投影：你可以在其他體裁中遮蓋自己，卻無法在散文中將自己的靈魂掩藏。這不幹人格評價問題——人格也許是有缺陷的，而在於人的情趣、個性、悟性、氣質、吸引力、表述風格等等。所以，也可以說，散文一半是自己寫出來的，一半是遺傳密碼的顯示。散文是與人的心性距離最近的一種文體。作為精神個體的我，生長於西部，“少孤貧，多坎坷，極敏感善良而富於同情心”（一位朋友曾這麼評論我），我經曆了同齡人經曆的一切，戰亂、解放、無休止的運動和勞動、壓抑與熱狂、開放與自省……但我的心靈又是我特殊的律動，我的散文隻不過把我心靈的曆史樸素地展示出來就是了。我隻打開了心靈的一角，我覺得還有好多東西沒有來得及寫，但怎麼寫才能與世人靈犀相通，需要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