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麼寫回憶錄
回憶錄的英文為Memoir，是從法語來的，發音很柔和、很優美，意思是寫下來的回憶，比如，我寫的《冰冰》就是我對冰冰和我們友誼的回憶。
可是我們為什麼要寫回憶錄呢？通常不是老年人才會寫回憶錄嗎？他們退休了，有大把的時間可以回顧往事，打發時光。如果我們不是老年人，幹嗎要寫回憶錄？當然，名人也寫回憶錄，可是我們大部分人都不是名人，誰會想讀我們寫的回憶錄呢？
我相信，每個人的生命都是同樣神聖的，而且隻要我們用心去尋求，就一定能發現我們生命中的重量級故事。無論是年長的還是年輕的，是名人還是普通人，在寫作自己的回憶錄這件事情上，我們要尊重的是生命本身，而不是生命的長度或是別人的肯定。當我們在讀朋友們寫的回憶錄時，真正感動我們的是他們生命本身的力量，而不是他們的名聲，往往越是平常人的故事越讓我們感動。
為什麼我們要把這些故事寫出來？這是為了我們自己的益處，也是為了每一個人的益處，包括傷害過我們的人。我們需要盡早從過去的傷痛中得到醫治，我們需要盡早告訴人們我們心裏依然有愛，而且，我們愛的能力已經不再是過去那顆小嫩芽的光景了，我們經過痛苦、忍耐、懷疑，終於長成了一棵成年的樹，可以為人們遮擋風雨，送去安慰。
這樣美好的事，為什麼一定要等到老了再去做呢？再說，我們誰也不能保證自己一定能活到某個歲數，而且到了那個歲數還一定思路清楚。如果你現在已經退休並且身體健康、思維活躍，那麼寫回憶錄就更是一件刻不容緩的事情了！
既然寫回憶錄是一件好事，那麼現在就開始做吧！
我想和你分享我在2001年寫的一篇回憶錄，題目是《簽證》。
簽證
如果地球上所有人都有犯罪的傾向，你怎麼證明你就沒有犯罪的傾向？一個對地球人了如指掌的審判官會來審判你，通常你隻有兩分鍾的時間來證明這個完全不可能被證實的命題。
地球上沒有一個人能證明這一點。
但是，為了去美國，無論是訪友、留學，我都必須向美國簽證官證明我在美國短暫停留後，一定會馬上回國。我知道自己是在撒謊，誰不是呢？確實有不少申請非移民簽證去美國的中國人都希望在美國停留的時間更長些，最好是永久居留，以便盡享美國生活，實現自己的美國夢。
但是我必須學會理直氣壯地撒謊，這樣我才有可能說服簽證官，拿到通向美國的鑰匙——簽證。這對我來說實在是太不容易了。我花了整整六年的時間。
我在青島大學外文係英語專業上大三時，碰到了一位非常棒的寫作老師——來自美國加州的蘭達夫人。她自己就是一個寫劇本的作家。她非常喜歡我寫的故事，鼓勵我去美國學習創意寫作。我興奮極了，我的美國夢要成真啦！蘭達夫人會做我的經濟擔保人，一年支持我一萬美金——我覺得我就是天下最幸運的孩子！
蘭達夫人去上海美領館打聽，得知三個月的訪友簽證是最簡單、最好辦的，就辦好了所有的文件寄給我。我們的計劃是，等我到了美國後，再申請將我的訪友簽證轉成學生簽證，隻要到了美國，轉身份應該不會太難。
1993年7月，剛從大學畢業的我，馬上就奔赴北京的美國大使館去申請訪友簽證。正趕上北京悶熱的夏天，我從早上五點鍾就開始排隊，隊伍越來越長，星條旗在風中飄揚，一個年輕的中國戰士持槍肅穆地站在使館門前，我等啊等，六個小時過去了，我終於進入了使館。
我又開始排隊，然後我領到了一個窗口的號碼，就等在這個窗口後的隊伍裏。這時我開始緊張了，我早就聽說要拿到簽證是一件非常玄的事，可是我總是那個幸運兒呀，也許我流利的英語和充分的自信會讓簽證官大筆一揮就簽了呢！如果我們都是在撒謊，那麼，作為一個英語專業畢業的優等生，我撒謊的能力一定比別人強。
我已經靠近窗口了，聽見前麵一個身材魁梧的小夥子正在向簽證官解釋他為什麼想去美國學農學：“第一……第二……”——他的英語笨拙，手勢也笨拙。我正替他感到難受呢，就聽到自己的名字“Hua Li”從擴音器裏傳出來——姓和名都倒了個，而且都是一個奇怪的、上揚的音調，連我自己都覺得這是一個陌生的名字。
我努力使自己更勇敢、更自信。我對防彈玻璃窗後的簽證官說了下午好，他是一個中年的白人，腦門光光的，幾乎全禿了，他冷冷地回答了我，冷漠的眼睛審視著我和我的申請材料。
“誰是蘭達夫人？”
“她是我在青島大學的老師。我們是好朋友。”
“你這次訪友回來，工作能掙多少錢？”
“一千人民幣。英語專業很好找工作。”
“為什麼蘭達夫人在邀請信裏寫了三個月，卻在經濟擔保書做了一年的擔保？”
當然蘭達夫人希望我在美國待得更久，可以在美國學習，可是我不能這麼說啊。“也許她認為這是一種更好的擔保？”
簽證官搖了搖頭：“不是。你就是想拿到去美國的簽證。對不起，我不能給你簽證。”說著，他就在我的護照上蓋了個章，把我的所有文件都推出了窗口。
“謝謝你。”我很快地收好了所有的材料，甚至還對他微笑了一下。我不能在這個時刻憤怒，更不能歇斯底裏大發作，讓我的祖國蒙羞。或許到了這個時候，我也沒有力氣發作了，從半夜起床來使館排隊到現在，我餓得都有些頭暈眼花了。
我給蘭達夫人打電話，告訴她我被拒簽了，因為我不能解釋三個月和一年之間的差別。蘭達夫人打電話到使館試圖解釋這個問題，但使館說不是這個問題，而是我必須向簽證官證明我沒有移民傾向。
蘭達夫人很困惑：為什麼她的政府不允許我去看她？我隻是一個剛畢業的大學生，不會對她的國家有任何危害。我自己則覺得陷入了一個兩難困境：是的，簽證官說得沒錯，我的確計劃在美國待得更久——但是那就意味著我永遠去不了美國嗎？可是那些拿到簽證的幸運兒又如何呢？他們也不打算按簽證日期回來，可為什麼他們還是拿到了簽證？！
我必須等六個月才能簽第二次。這次，我來到了上海美領館碰運氣。
1994年1月，領館裏隻有十幾個申請人。簽證官微笑著坐在桌子後麵，沒有防彈玻璃窗隔在我們中間。他甚至用中文問我：“你為什麼要去美國？”
“去看朋友。”我盡量自然地說著，就像和朋友對話一樣。
於是他在我的護照上寫了些什麼，微笑著還給了我。我又一次被拒了，被一個友善的簽證官微笑著拒了。
這下我終於確信運氣在簽證這件事上跟我是無緣的。我的同胞告訴我，年輕人要拿到訪友的簽證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何況，對北京那位簽證官來說，我的英語說得那麼好，他估計我去了美國後肯定不會回中國——不知怎的，這個解釋讓我心裏得了些安慰，我可不想拿寶貴的青春和流利的英語去換一張簽證。好吧，那就讓我在中國好好生活吧！
1994年秋天，我南下去了深圳闖蕩。蘭達夫人在1995年發現自己已是癌症晚期。我盡我最大的努力去安慰她，但是漸漸地，我們失去了聯係。我忙著工作和戀愛，但是我心裏有一塊地方總是空落落的：我忘不了我的美國夢。最後，我下定決心，趁著自己還年輕，抓住機會再試一回，這樣我就算失敗了也無怨無悔，也對得起蘭達夫人了。
1998年夏天，我離開深圳，來到北京新東方學GRE，這是被美國簽證官拒簽若幹次後立誌幫助廣大中國學生實現夢想的俞敏洪老師創建的名牌學校——看吧，拒簽大軍浩浩蕩蕩，我絕對不是孤軍奮戰。
忙完自己的申請後，1999年1月，我開始在新東方教GRE和托福。
1999年4月，我被亞利桑那大學英語語言學碩士項目錄取了，並且免了學費。與此同時，我也被天普大學的創意寫作碩士項目錄取了，但沒有任何獎學金，再說，去學創意寫作，如何排除自己的移民傾向？所以，我很清楚，我必須先去亞利桑那大學，到了美國後再“曲線救國”。
1999年7月，我又一次等在北京美國大使館門外。六年過去了，美國星條旗和中國戰士都依然如故，但是我已經不是六年前的那個我了，我做了充分準備，我知道我要去美國學習英語語言學是因為我要回國，要回到新東方做一個與眾不同的好老師——這個邏輯無懈可擊吧？我已經是新東方的老師，又有俞敏洪老師為我寫的推薦信，去美國學一個對口的專業，為了回國後在中國更好地發展，看哪個簽證官還能拒我？
上午九點，我前麵的那位來自東北的女孩子和那位韓裔的簽證官爭執起來，被兩位保安架走，窗口關閉了五分鍾。我就是下一位。我知道自己是凶多吉少了。
“你怎麼支付你在美國的生活費？”
“我在北京新東方教書，一堂課就能掙一千塊，一萬美金的生活費對我來說不是問題。”
“你的I20表格有效期是多長？”
“三年。”
“那你就需要三萬美金來支付你的生活費。你怎麼付得起？”
問這個問題就是要拒我，因為一般簽證官不會問你第二年、第三年的費用——我還沒來得及回話，他已經在我的護照上蓋了章，把所有的材料推了出來。我又一次被拒了：六年過去了，我用盡一切努力和熱情申請的學生簽證，就這樣迅速而無情地被拒了。
沒有眼淚。已經走了這麼遠，我必須繼續簽。我又一次決定去上海碰運氣。六年過去了，美國的簽證申請製度也改革了：我不用再等六個月就能簽第二次，我還可以打電話預約簽證時間，不需要半夜起來排隊等到第二天中午餓得頭暈眼花才能簽——美國人在保護中國人權這方麵真是有了進步！
一周之後，我在上海美領館第二次申請簽證。麵試我的是一個笑眯眯的美國妹妹。她挺熱情地回應了我的“早上好”，然後問道：“你怎麼掙到這一萬美金的？”
“我畢業後工作了五年。”
“這就是你能提供的所有文件嗎？”
“是。”——我還能說什麼別的呢？
“對不起，我不能給你簽證。”她笑眯眯地在我的護照上蓋了章，又把我給拒了。
我真是要崩潰了。看來錢是個關鍵問題，盡管我有銀行存款證明，但是因為所有的申請人都有銀行存款證明，所以簽證官並不信這個。那位韓裔簽證官問及我三年的生活費，是有些故意刁難我，可是這位美國妹妹還是挺友善的，我怎麼才能讓簽證官相信我有這筆錢呢？
我給北京新東方打電話，他們給我寄了學校的退稅證明，還有校長俞敏洪老師的一封信——其實，學校的退稅證明隻能證明學校掙了多少錢，並不能證明我就一定有錢——但是，死馬當活馬醫吧，我必須提供一切我能提供的文件！
8月4號是我的第三次麵試。前一晚的失眠讓我感覺虛弱、頭暈，但是我穿上了藏青色的旗袍和白色的高跟鞋，盤起了頭發，我要讓自己成熟、富有、自信。這次我在使館裏麵等待的時候，覺得相對平靜些。我看到一個年輕女孩在胸前拚命劃著十字。真有意思，我心想，簽證這個經曆可是夠我拍一部電影的。
一個表情傲慢的白人小夥子麵試我。他正在看我的拒簽記錄。我感覺自己已經是一個罪犯了。
“你是怎麼掙到這一萬美金的？”
“我在北京新東方教書一個月就能掙兩千美金，我當然能夠負擔這個學費。”
他正在仔細地看學校的退稅表和校長的信，我想幫他點忙，就說：“這是我學校寄來的材料。”
“我不需要你來告訴我這是什麼材料。”
完了，我心想，又該拒我了，要拒就拒吧，我不會驚訝的，但他說了什麼呢？——
“李小姐，你的簽證申請批準了。”
奇跡終於發生在了我身上！
當然，在亞利桑那大學讀完語言學碩士後我沒有馬上回國。我到美國是來實現我的美國夢的：我想創作！學習那些枯燥乏味的語言學課程對我的大腦來說真是一種折磨，但是我挺過來了。我終於順利地畢業，並且來到著名的南加州大學學習創意寫作，講這個簽證的故事——想當初，我曾經被逼著用盡渾身解數來撒謊，就是為了有朝一日能講真話！
現在，當我坐在桌前寫作，回憶起當年一幕幕的簽證申請場景時，還是難以相信自己曾經真的經曆過這麼多挫折，才實現了我的美國夢，最終還平安地回到了我的祖國，在大學裏開設了創意寫作課程！
如果能選擇，我也希望我的故事不要那麼戲劇性——畢竟，六年對於一個二十多歲的女孩子來說實在是太漫長了，再加上簽證麵試時的高度緊張和一再被拒的羞辱，誰能擔當得起呢？可是，這就是我經曆的真實故事，我相信這是一個不尋常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