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個人成長與民族成長在當代加勒比英語文學中，“成長”既是一種小說類型，也是一個普遍主題，貫穿於小說、詩歌、史詩等文本中。我們或可稱之為成長文學(initiationliterature)或含有成長主題的文學文本。喬治·蘭明的半自傳性長篇小說《在我皮膚的城堡內》(1953)可視為加勒比文學中最早的成長小說；此後，V.S.奈保爾的自傳性係列短篇小說《米格爾大街》(1955)、沃爾科特的自傳性長詩《另一生》(1972)、布萊斯維特20世紀90年代寫的自傳性三部曲《祖先》等，都涉及了成長這個主題，並將其與後殖民時代的文化身份問題聯係起來，成為當代加勒比英語文學中一道獨特的文化景觀。眾所周知，作為一種小說類型，成長小說(thecomingofagenovel［Bildungsromance］)起源於近代歐洲，繁榮於18-19世紀，在20世紀文學中依然有著重要的地位和不可低估的影響。歐洲成長小說的成長發展與現代化進程密切相關。現代化的首要任務是對主體的重塑或再造。現代社會要求它的成員自覺意識到，自己既不是神(或某種超自然存在)的奴仆，也不是家庭或社團的附庸，而是個人生活理想的設計者與自我價值的實現者。這就要求主體自覺地進行自我人格的塑造和人生理想的設計，成長小說就此應運而生，它的產生和發展與近代西方主體意識的覺醒和發展基本同步。因此，成長小說具有明顯的前瞻性，它不是消極被動地反映現實，而是積極主動地參與了一種新的現實的塑造和一種新的主體性的建構。成長小說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成為近代歐洲作家塑造自我和理想人格、探索世界之謎和人生之謎的一種工具。莫迪凱·馬爾庫斯認為，成長小說主要有兩類：一類把成長描繪成年輕人對外部世界的認識過程；另一類把成長解釋為認識自我價值，並調整自我與社會關係的過程。按照他的定義：“成長小說展示的是年輕主人公經曆了某種切膚之痛的事件之後，或改變了原有的世界觀，或改變了自己的性格，或兩者兼而有之；這種改變使他擺脫了童年的天真，並最終把他引向一個真實而複雜的成人世界。應當說，馬爾庫斯的這個定義是非常準確的，它概括了西方或歐美成長小說的一般特性。但是，馬爾庫斯似乎沒有看到，在歐洲中心之外，還存在著另一種與成長主題有關的文學，這種文學與歐美成長小說的主流傳統有某種類似之處，但又有著自己的獨特的文化品格。與歐洲成長小說不同的是，當代加勒比成長文學的作者大都是從前殖民地流亡到西方都市中心的作家。這些作家在殖民地度過他們的童年，在殖民教育體製下成長，學習了許多有關西方的語言文化知識，但這種知識與他們的人生體悟毫不相幹，無法融入他們的血肉。他們自覺意識到缺乏民族文化的根基，腦海中隻有一堆破碎零亂的集體記憶碎片，隨著年歲的增長，他們與他們的父輩和同胞之間的鴻溝變得越來越大，越來越不可逾越。最後，他們不得不選擇一條流亡前殖民宗主國的道路。然而，正是在自我流放中，他們遇到了身份危機，深切地感到自己已經失落的那個童年及其所代表的民族文化根基對於自己的意義。
於是，對於成長主題的描寫和成長過程的探索，往往也成為作家們確認自己的文化身份與價值、探索自我命運之謎和民族命運之謎的一種方式。因此，加勒比成長文學具有明顯的回憶性，它是一種向後的回溯、尋根，與流散族群身份的認同密切相關。詹明信曾說過，第三世界文學是一種民族寓言。筆者認為，這個論斷用來解釋第三世界文學未免過於籠統，且容易引起誤解和爭議，而用來形容第三世界成長小說，或含有成長主題的文學則恰如其分。這是因為，在殖民/後殖民狀態下，生活在前殖民地的青少年，其心理成熟、人格形成的過程往往與他或她的祖國擺脫殖民的依附狀態，獲得政治獨立的過程同步進行。他或她往往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將個人的成長與民族的成長、個人的命運與民族的命運聯係起來。因此，在後殖民成長文學中，個人成長與民族成長、個人敘事與民族敘事互相交織，形成一種轉喻或換喻關係。個人曆史隻有放到民族曆史背景中才能得以理解，而民族曆史也隻有通過個體化的生活形式才能得以闡明，兩者之間的關係猶如葉芝詩中的“舞者”與“舞”一樣無法分離。2.雙重“成長的煩惱”對於任何一個處在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來說，成長的過程既充滿了幸福的憧憬、向往和期待，又是一個與以前熟悉的世界逐漸分離，經曆創傷和痛苦的過程，因此心理學家往往把青春期視為“第二次斷奶”。對於殖民/後殖民地青少年來說，成長的過程則更為複雜。一方麵，他或她有著青春期的少男少女普遍具有的“成長的煩惱”；另一方麵，他/她們又具有生活在殖民地或後殖民地社會中的青少年特殊的煩惱，這就是對自己的文化身份的困惑和煩惱。“我是誰？我來自哪裏？我將去向何方？”這三個困擾青春期少男少女的問題，在後殖民青少年中被置換為“我們是誰？我們來自哪裏？我們將去何方？”換言之，主體從單數擴展為複數，個體的問題被置換為群體的問題，個人的煩惱上升為群體的煩惱，個體的身份隻有放到族群或民族身份中才能得到確認。因此，加勒比成長文學中的主角明顯有著雙重“成長的煩惱”。正因為如此，對個體成長和命運的探索也成為對民族成長和群體命運的探索，個人的成長史往往成為民族的寓言。進入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一個普遍而顯著的特點是隨著身體的發育而來的對自己身體的“發現”。對於那些有著非裔或亞裔血統的殖民地青少年來說，對身體的“發現”首先表現為對膚色的“發現”和關注。因為，膚色是文化身份或種族身份的一個顯著的外在標誌。殖民主義者和種族主義者往往是以膚色等體貌特征為理論依據來宣揚歐洲民族優越論的。許多加勒比作家敏銳地感覺到了這一點，並在成長文學中描述了這一殖民狀況下特有的“身體的政治”或“膚色的政治”對自己成長的影響。德裏克·沃爾科特在其自傳性長詩《另一生》開頭，回憶了少年時代的“他”在月明之夜沐浴在白色的月光下的情景：
月亮來到窗前，停駐在那兒。他屈從於她，隨她改變而改變，從童年時代起，他就認為棕櫚比想象中的榆樹更不體麵，麵包果張開的葉子比橡樹葉更加粗鄙，每個夜晚他都祈禱著他的皮膚的改變，他的暗褐色皮膚被她的光芒的筆觸削白！
這裏，自然界的月光打上了明顯的帝國印記，成為無所不在的殖民主義主流意識形態的象征。被殖民者自覺地屈從於她，隨著她的改變而改變自己。白色的月光喚醒了成長中的少年的身體/身份意識，但這是一種扭曲的、不健全的身體/身份意識。它首先被置換為膚色意識。這是那些有著非歐洲血統的殖民地少年普遍的心態，希望從改變自己的膚色(或眼珠、頭發的顏色)出發，來改變自己的身份。對於沃爾科特來說，這一點尤為重要，因為他的皮膚既不是純粹的白色，也不是純粹的黑色，而是黑白混血的暗褐色。可以想見，在強調血統純正的殖民社會中，這種雜交膚色對少年心理和人格成長的負麵影響有多大。另外，上述文字也透露出一個信息，殖民地少年的這種“自我殖民”心態是無所不在的殖民教育的結果，被殖民者對本土植物(棕櫚、麵包果)的厭棄和對西方植物(榆樹、橡樹)的崇拜，與對自己褐膚的鄙視和對白膚的向往是緊緊聯係在一起的。這段文字也使我們想起了托尼·莫裏森的《最藍的眼睛》，小說中的黑人小姑娘最大的願望是擁有一雙白人那樣的、海水般蔚藍的眼睛。在蘭明的半自傳性長篇小說《在我皮膚的城堡內》中，主人公G的自我意識的覺醒也是以主人公對自己身體的“發現”和關注開始的。G對自己身體的感覺來自“他者”的凝視。在他九歲生日那天，他在後院赤裸著身體讓母親給他淋浴，他的鄰居和小夥伴們都過來窺看，喚醒了他的與身體連帶在一起的朦朧的身份意識。隨著年歲的增長，G對自己身體的感覺也越來越深入。他自覺意識到黑色的皮膚是他的城堡，這既是一個令人感到羞恥的城堡，又是一個可以保護自己免受外力傷害的城堡。正如G在小說末尾所說：“我總是感到怕被人理解；不是因為他們真的理解我，而隻是因為他們所謂的理解隱藏著毀滅你的願望。這就是理解的含義。一旦他們理解了你，他們就會殺死你，感謝上帝這就是為什麼他們不能殺死你。他們永遠不能理解你。有時我想，同樣的事情在特裏尼達也會發生。這種相似性會彙合起來，使人快樂，但是他們不會理解你。他們不會理解隱藏在你的皮膚的城堡內某個地方的那個你。V.S.奈保爾的《米格爾大街》更多關注的是後一方麵。寫這部小說時，作家本人還是一個二十出頭的憂鬱的年輕人，剛從牛津大學畢業，在BBC英國廣播公司擔任獨立撰稿人。整部小說由17個平行展開的短篇小說精心編織而成，每篇小說相對獨立，但又相互關聯。相同的人物在不同的小說中重複出現，互相指涉，形成片斷與整體、串連與複現相結合的互文結構，使我們想到巴爾紮克的《人間喜劇》的宏偉構思。在《米格爾大街》中，作家雖然沒有直接描寫自己的成長過程，但通過敘述者對米格爾大街上青少年群體的觀察與描述，我們看到了殖民地青少年成長的普遍特點和性格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