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譚嗣同的死又發人深省，說明資產階級改良派也沒有找到救亡圖存，實現民族振興的有效途經。譚嗣同曾經表示：“心力最大者，無不可為”。但是由於曆史局限和種種原因，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道路同樣是無所作為的。然而資產階級改良派竭力引進西方政治體製，推動社會進步的大膽嚐試卻在曆史進程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跡。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的愛國主義情懷也是值得後人大加稱讚的。資產階級改良派的愛國主義主要表現為以下幾點：1.對祖國大好河山無比熱愛，對祖國麵臨豆剖瓜分的局麵無比痛心，對甲午戰後的中國形勢憂心如焚。特別是在台灣割讓給日本以後，他們不斷表達自己的憂患意識，寫下了“世間無物抵春愁，合向蒼冥一哭休，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的著名詩句。提出了遷都、拒和、強兵等一係列救亡圖存的主張；2.在民族危亡的重大時刻，倡導通過變法維新促進社會改革。力圖用資產階級憲政代替封建專製製度，主張在保留君主製的前提下設議院、開國會，實現“君民共同管理天下”的政治目標。盡管他們的政治主張是不可能兌現的，但是順應了曆史潮流，體現了時代的進步；3.資產階級改良派激進代表人物猛烈地向封建社會宣戰，指出中國之所以不斷地遭到外敵入侵，人民之所以陷入水深火熱，是因為“兩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他們要人們敢於衝決封建羅網，建設平等自由和民權至上的新天地。這些主張衝破了封建社會腐敗沉悶的空氣，激發了人們關心國家命運的熱情；4.勇於為社會變革和國家興亡而英勇獻身。譚嗣同在戊戌變法失敗以後，放棄了生的選擇，而決心以死報國。在獄中他堅貞不屈，神態自若，留下了“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的千古絕句，抒發了為國盡忠，為民捐軀的大無畏的英雄氣概，把我國曆代民族英雄的愛國主義獻身精神發揮到極致。譚嗣同不愧是我國人民愛國誌士中的傑出代表。二、資產階級革命運動及其愛國主義戊戌變法運動中道而亡和義和團運動的失敗，標誌著中國近代史上又一次大的革命浪潮業已過去。帝國主義列強麵對著中國人民的強烈抵抗，也在總結對華侵略的經驗。長期把持中國海關大權的英國人赫德指出，如果隻是一味強調瓜分中國那是不現實的，莫如推行“以華治華”的方針，即“扶植滿洲政府，使其代我行令，壓製其民。我因得安坐以收其實利，此即無形瓜分之手段也”。
從此他們假手清政府，與中國封建主義結成反動同盟，加緊了對華商品輸出和資本輸出，加緊了對中國人民的政治奴役和統治。清統治者已完全墮落為帝國主義者的代言人，它的腐朽性、嚴酷性、妥協性、賣國性和封建社會的一切陰暗麵都徹底暴露出來了。人們更深刻地認識到，隻要清王朝當道，實現民族解放是萬萬辦不到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民族資本主義仍然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夾縫中緩慢向前發展，1901年以前有近代工業企業156家，而在1901年至1911年期間達到340家。多數民營資本集中在繅絲、榨油、印刷等小型輕工業方麵，本小利微，受著外國資本的排斥和封建官府苛捐雜稅的盤剝，中國中下層民族資產階級迫切希望創造一個好的政治環境促進民族工商業大步向前發展。因此必須對現行社會製度進行徹底變革，這日益成為醞釀一場更大政治風暴的經濟動因。在此種情況下，“革命”這兩個偉大的字眼終於被喊了出來。在曆史跨進20世紀之際，推翻行將就木的清王朝，進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成為中國人民選擇的一條重要救國道路。它也成為世紀之交中華民族弘揚愛國主義精神的主要內容。毛澤東曾經指出：“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正規地說起來，是從孫中山先生開始的”。孫中山是近代資產階級革命的偉大旗幟和先行者。與他同時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家和革命家還有章炳麟、鄒容、陳天華、黃興、宋教仁、秋瑾等。他們勇敢地馳騁在曆史舞台上，在選擇什麼道路救國的問題上，曾經同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改良派展開過尖銳的論戰。
論戰的焦點主要是三個問題。一是要不要以暴力推翻清王朝，二是要不要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三是要不要改變封建土地製度。三大問題的焦點是要不要革命。孫中山、章炳麟等人以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天賦人權論”為依據，指出“民權”的興起是不可抗拒的曆史潮流，由君主專製走向民主共和是“進化之公理”，改變封建土地所有製是一切變革的基礎。孫中山強調：“革命、保皇二事，決分二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他批判康有為、梁啟超標榜的君主立憲是一種愚弄民眾的伎倆。指出改良派所愛之國是虐民媚外的“大清國”，而不是中國人民的“中華國”。愛國必須同革命結合起來。章炳麟、陳天華以《民報》為基地。“所向披靡”，一語破的，道出了改良主義道路破產的症結所在。他們指出，是推翻清王朝，建立一個民主共和國，把中國引向獨立和富強，還是為清王朝辯解，替這個黑暗的舊社會補丁綴漏，這是一個重大的是非問題。改良派的毛病就是死抱著一個皇帝，不從根本上改變封建體製，也就決定了戊戌變法陷於流產的必然走向。陳天華說：“不革命而能行改革，烏頭可白，馬角可生，此事斷無有也”。資產階級革命派一再表示，由於清政府“政治不修，綱維敗壞，”使堂堂華夏民族“不齒於鄰邦”，“中國要自強不息，必須實行民主政治，推翻清王朝，建立中華共和國”。上述論斷，既是對資產階級改良派的深刻批判，同時又是中國社會發展躍進的一個重要標誌。在大論戰中，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揚棄了維新變法運動和義和團運動的消極因素，為近代中國人民的反帝反封建鬥爭增添了嶄新的內容，並擬定了自己的救國方案。這一方案的主要內容是：1.反帝必須與反清王朝結合起來；2.隻有用革命的手段才能拯救民族的危亡；3.反對封建主義的目的是為了建立民主共和國。為實現資產階級革命理想，章太炎、鄒容、陳天華和宋教仁等，廣為宣傳1789年法國大革命時期資產階級革命家的思想。例如盧梭的“天賦人權論”、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學說，從而為資產階級反封建鬥爭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為了聚集革命力量，革命派在海內外成立了眾多的團體。1894年孫中山創立了興中會，1904年黃興和宋教仁在長沙創立了華興會，同年蔡元培、陶成章在浙江組織了光複會。
孫中山為了把全國的革命力量聯合起來，提出了“招集同誌，合成大團”的主張。1905年8月，來自全國各地的各個團體的代表齊集日本東京，創立了中國資產階級的第一個革命政黨同盟會，在成立大會上孫中山發表演說強調：中國是一個有五千年文明的國家，隻是到了近代才落後於西方，隻要我們發憤自雄，進行革命，建一個頭等民主大共和國，經過一、二十年，就可以趕上和超過西方發達國家。孫中山滿懷信心的演說，獲得了到會代表的強烈共鳴和熱烈歡迎。同盟會第一次提出了比較完整的資產階級革命綱領，即“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後被孫中山概括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同盟會綱領盡管有許多局限性，但在當時曆史條件下是資產階級革命家所能達到的最高水平。同盟會成立以後。“革命風潮一日千丈”，迅速向前發展。按照同盟會總部的決定，各地革命黨人紛紛舉行起義。1907年至1908年，在孫中山領導下，曾發動了六次武裝起義。1907年，光複會在安慶發動起義，其首領徐錫麟親手擊斃巡撫恩銘，震動了清王朝。1908年11月革命黨人熊成基在安慶策動馬炮營起義，轟動了大江南北。孫中山一直力圖拿下廣州，以作為革命的前出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