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旨在建立一個獨立的民主共和國，力圖使中國從帝國主義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因此，孫中山是絕對不可靠的。在帝國主義各國看來，袁世凱是曆史上曾與他們多次合作的老朋友，又是封建營壘中的實力派，因此舉薦袁世凱主宰中國，充當買辦是再合適不過的了。當時四國銀行團的美方代表在北京聲稱：“如果清朝能獲得象袁世凱那樣強有力人物的襄助，叛亂自得平息，並會很快地被鎮壓下去”。英國公使朱爾典說：“吾等對袁世凱深加敬愛，若由袁世凱統治中國，英國將於外交上竭力相助”。清王朝的一些重臣也曾上書攝政王，要求像當年重用曾國藩那樣啟用袁世凱。正是在這種裏應外合的態勢下，袁世凱東山再起了。他首先狡詐地上演出了一場逼宮醜戲，借資產階級革命的巨大威力恐嚇清王朝，迫使清廷解除了以載灃為首的皇族內閣，打倒了一貫與自己不和的政治對手，鞏固和加強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反過來，他又依賴帝國主義的支持和自己所控製的北洋軍隊全力對付南方革命派。就在孫中山擔任臨時大總統的時候，袁世凱指使部將馮國璋、段祺瑞發出誓死抵抗的叫囂。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聯合夾擊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妥協性暴露無遺。他們不敢公開譴責帝國主義對中國革命的幹涉，對於帝國主義的陰謀雖然洞燭其奸，但是卻不敢反擊。革命黨人十分清楚，革命就是要用一個新政權來代替清王朝，但在起義成功的地方，卻往往扶植舊王朝文官武臣操縱政權，以顯示革命戰爭的正統和尊嚴。例如湖北軍政府成立時，他們就啟用與革命毫無聯係的舊軍官黎元洪擔任總督。誰也沒有預料到，在扶植革命幼苗的時候，埋下了封建複辟的禍根。毛澤東曾經分析過，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受帝國主義壓迫，又受封建主義的束縛，所以，他們同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有矛盾。……但是又一方麵，由於他們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軟弱性，由於他們同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並未完全斷絕經濟上的聯係，所以，他們又沒有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氣。”
對於中國資產階級的這個弱點，袁世凱是非常熟悉的。於是製定了對付革命黨人“又打又拉”的反革命方針。武昌起義不久，他命令馮國璋，段祺瑞，張勳等人率重兵進攻革命的策源地漢口、漢陽和武昌，使革命軍在軍事上蒙受重大損失。接著袁世凱又一手導演了：“南北議和”的醜劇，脅迫革命軍政府的代表伍廷芳與舊王朝的代表唐紹儀舉行會談。袁世凱借清朝皇帝的力量來威脅革命軍，又借助革命政權的鋒芒來威逼清政府。誘使各方都認可袁世凱的地位和力量。同時他又施放政治煙幕，說孫中山個人權利思想太重，阻礙和平解決南北矛盾，在革命黨人內部挑撥離間。孫中山原本反對向袁世凱妥協與南北和談，但黃興等人卻主張化敵為友，隻要清政府垮台，就可以給袁世凱一個民選的總統，以避免袁世凱“象曾國藩替清室出力把太平天國搞垮一樣搞垮革命。”黃興等人還致書袁世凱，稱戴袁世凱為中國之“拿破倫、華盛頓，”“南北各省當亦無有不拱手聽命者。”革命黨人同袁世凱進行了五次妥協性談判，終於達成了一個和談協議。這個協議的中心內容是，逼迫清帝退位，從形式上滿足資產階級革命黨的要求，而由袁世凱取代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從實質上達到袁世凱篡權的目的。隨後袁世凱演出了逼宮的醜劇，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儀詔告天下，宣布退位。緊接著孫中山違心地向參議院提出辭呈，舉薦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