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毅夫
清代初年，清廷的華僑政策乃是視華僑為“棄民”的政策。康熙五十一年（1712）有詔：“久居海外者，該督行文外國，解回正法。”雍正五年（1727）又下令“其從前逗留外洋之人，不準回籍”。1860年以後，清廷的華僑政策有了重大調整：“自19世紀60年代起，清政府開始拋棄其禁止對人民出國謀生、僑居的措施，轉而對華僑采取了一係列保護、爭取、控製和利用的政策。”何丙仲《廈門碑誌彙編》抄錄的“署漳州府海澄縣正堂”於清同治十年（1871）“告示”的《示禁碑》，即是清廷華僑政策調整的證物之一。該《示禁碑》文就“丐首膽敢欺視外國初回，人地生疏”的華僑之事件，由地方長官（海澄知縣奉汀漳龍道公文）出麵嚴禁惡丐劣行。
據我聞見所及，閩都學人陳寶琛於1885～1909年在閩居住期間，有如下涉僑言行：
1.閩都學人王元稚逝世後，其子王祖穀等8人“銜哀謹述”的《哀啟》記：（光緒）“十二年（1886）七月省垣大水，視三年尤酷。先嚴倡募閩災賑，躬謁陳弢庵太傅之門，籲請總持其事。募賑之函，達各行省並及外洋，先後集得三萬餘金。函稿皆先嚴一手經理。”據此可知，此次募賑範圍包括了“外洋”之華僑，“總持其事”者是陳寶琛。
2.王祖穀等人的《哀啟》又記：“庚子夏，省垣疫症盛行，複被水災，罹災疫者數萬人。經陳弢庵太傅函邀，先嚴赴南洋各島募賑。時先嚴年屆六十，不憚波濤萬裏之行，往返五閱月，在新加坡各地募得十餘萬金，悉彙回由陳太傅轉付散賑，救活者無慮數萬家。”
查《福建省誌》之《大事誌》記：“是年，鼠疫從閩南傳到福州，南營有一家大小11口全死，連到他家致唁的親屬也死在其家。”
“庚子”為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
3.光緒三十一年（1905），清廷批準陳寶琛出任“福建鐵路公司總理”。
該公司之《暫定章程》規定：“本公司專招華股。凡我華人之僑居外洋各島者，但查實係華人，即得與股。”該公司之《招股章程》則規定：“本公司專招華股，如有為外國人代購股票，及將股票轉售、抵押於外國人者，本公司概不承認。”
1906年，陳寶琛親赴南洋各埠，包括爪哇、息力、檳榔嶼、海珠嶼、威雷斯、太白臘、吉隆、巴達維亞、茂物、萬隆、南齊下吉、加裏巴丹、三寶攏等地，向當地華僑“招募華股”，共募股170餘萬元。
4.1906年，陳寶琛《舟行南海，日行兩山間，蘇門答臘東群島也》有句並注曰：“月午西風吹密箐，分明文島豸啼聲荷屬文島，待華傭最虐，其誘賣者謂之豬仔。近有湖南廣西某某皆以諸生罹諸毒苦。”
同年，陳寶琛又有句曰：“無田可耕乃到此，時節先壟寧忘懷。積資難饜鄉裏望，有吏如虎胥如豺！中傷不售恣剽劫，要贖殃及墳中骸。令君見慣厭雀鼠，循例批答誰親裁？部文憲檄隻益怒，上籲無雨空聞雷。”
清廷的華僑政策調整與陳寶琛的涉僑護僑言行
陳寶琛在其詩作裏反映了華僑在居住國、在祖國遭遇的欺壓，反映了維護華僑正當權益的觀念。
附帶言之，清代末年成書的《光緒朝東華錄》記：“華商回籍後，地方胥吏，遇事刁難，裏族莠民，或詐取重賄，或勒令捐資，不得已據情控訴，官不為理。甚至挾資歸來，不數月而蕩家破產者……”所記正與陳寶琛反映的狀況相一致。
清廷華僑政策的調整是中國近代化的一個表現。在貫徹調整後的華僑政策方麵，閩都學人陳寶琛與焉。
2012年11月12日中午
〔作者簡介〕汪毅夫，台盟中央常務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