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海慧
實業，英文為Industries。清末掀起的實業思潮，應涵蓋對工業、商業、礦業、農業等的振興。嚴複在《論實業教育》中對“實業”論述道：“大抵事由問學（Science），施於事功，展用筋力，於以生財成器，前民用而厚民生者，皆可謂之實業……實業主於工冶製造之業而已。”當前，學術界對“實業”也多持上述觀點，馬敏認為“‘實業為救亡之先務’，不僅僅是商業，而是發展包括商業、工業、農業在內的整個‘實業’”，王先明主張“實業主要是指農、工、商、礦等經濟建設事業”。
近代以來，隨著列強的入侵，中華民族的危機日益加深，中國人民為了救亡圖存，開展了一次又一次的自救運動。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的洋務運動，“師夷長技”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到90年代甲午中日戰爭後，全國更是掀起了諸如“教育救國”、“實業救國”的熱潮。在這股自救的潮流中，許多有識之士從封建傳統思想中解放出來，從追求仕途轉向辦實業，發展民族經濟以拯救國家。福州作為近代中國最早開埠的城市之一，深受西方資本主義的衝擊，因此，在這裏湧現出許多開明之士，他們或是為官辦實業、或是為紳辦實業，而林炳章就是其中的傑出代表之一，筆者擬對林炳章的實業思想做初步探析。
林炳章（1874～1923），福建閩侯人，字惠亭，林則徐曾孫，實業家，教育家。1893年捐了監生，同年中舉人，1894年連捷進士，慈禧太後得知他是林則徐的曾孫，特授翰林。民國時候兩度出任福建財政廳長（1916年4月～1918年10月；1923年4月～1923年夏）。林炳章大部分時間是在福州度過的，他熱心地方實業的發展，1906年秋，在蒼霞洲銀元南局開設福州電燈公司；1918年4月政府組織官商合辦的“延福泉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林炳章任董事，停業後迨1920年又與張遵旭等人再次發起組織延福泉汽車公司；1921年與巨商羅、張、黃、曾、劉等共集資40萬元，在夏道開辦實業公司；1922年6月設立福州商埠辦事處，籌建台江碼頭。此外，他還注重對實業人才的培養，1906年秋，與鄭錫光等創建公立遊學預備學堂，學生256人，後改為官立中等商業學堂；1907年，在福州水部門創立福州工藝傳習所，林炳章任所長，且於傳習所內附設農事試驗所；1918年創立礦業講習所。由上可知，林炳章最初也是按傳統士大夫正常的道路，讀書入仕，但隨著時代和個人認知的變遷，林炳章的思想也不斷發生變化，積極地投入創辦實業的熱潮中。林炳章的實業思想主要體現在如下3個方麵：
一、實業與救國
鴉片戰爭後，西方列強不斷入侵中國，他們通過與清政府簽訂一係列不平等條約，從中獲取經濟特權，中國逐步淪為其原料產地和商品傾銷地。中日甲午戰爭後，《馬關條約》允許在帝國主義在中國投資辦廠，他們更是加緊了商品輸出和資本輸出，外國商品充斥國內，嚴重排擠了中國傳統的手工業和中國民族工業。因此，中華民族的危機空前加深，中國有識之士認識到要通過發展工商、創辦實業以拯救國家。
在實業救國思潮的影響下，林炳章認識到“今日列國挾商戰之術，相逼如瘵蟲聚吾肺，經暗長濳滋逐加剝削，此固由外交內政節節失利策有以致之，然亦在於國民元氣未充，克製無具也”，“一切新政本以扶植實業為先”。他認為，中國落後，不僅是列強用堅船利炮打開中國國門，外交內政失利，也在於中國自身問題，近代新式人才缺乏，技術上落後於西方，工業文化也落後於西方，所以要以扶植實業為重，發展本國經濟，以圖中國強大。而“自甲午乙未以後，士大夫漸知遊曆之益”中國要富強，需向西方學習，學製器之術，需考察器精之國，所以要遊曆西方各國，考察其生產發展。1902年1月，黃乃裳回國招農，此時林炳章正好奉諱在家，想借此機會出國遊曆以增學識，便隨黃乃裳南下考察南洋墾務發展情況。經過此次考察，林炳章對華僑在南洋的工商發展盛況甚為欣喜，而反觀中國落後的工商現狀，他止不住歎息道：“壬寅之夏，遒以考察墾務，於役南洋，曆新加坡、檳榔嶼、婆羅洲各島，見其善於殖民，雄於商戰，喜吾海外民族興盛之可期，而悼宗國羈縻之無術。”南洋遊曆考察後，林炳章又把目光投向了東方的日本。甲午戰爭，作為“東夷小國”的日本卻打敗了大清帝國，國人受到強烈震撼後反思自己的敗因時，認識到日本在明治維新幾十年迅速發展起來，學習的就是西方先進技術和文化。而且日本與中國的國情存在相似之處，文字相通，距離不遠，旅行方便。這樣，在甲午戰爭後，中國的有識士大夫大都選擇向日本學習。“日本維新逾三十年，舉凡興學、理財、練兵、治械以及農工商務，一一步泰西俱臻成效，相其國製，雖未必極達文明，而良可導我先路”林炳章也趁著給師範學堂找教習和參加日本大阪博覽會的機會，去日本考察學習，他對勸工場、各類學校以及各式工廠都做了細致的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