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毅夫
閩都先賢嚴複譯述的《天演論》是我最為傾心的學術著作之一。
多年以前，我曾發表《〈天演論〉：從赫胥黎、嚴複到魯迅》（1990，收拙著《魯迅與新思潮》，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9月版）、《〈天演論〉思辨錄》（1996，收拙著《中國文化與閩台社會》，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97年4月版）和《〈天演論〉劄記》（1998，收拙著《閩台曆史社會與民俗文化》，廈門，鷺江出版社2000年8月版）等研究《天演論》的論文。
多年以後，我作為老年學者檢討舊論，知其雖有可以持論不移的部分，亦有應當自我批評的問題。我願不斷追求學術進步。
我們知道，《天演論》是嚴複以“意譯”和隨文附加按語（“複案”）之法、據英人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及其他論文》一書譯述的。因此，魯迅嚐謂：“嚴又陵究竟是‘做’過赫胥黎《天演論》的，的確與眾不同。”
實際上，嚴譯《天演論》包含了嚴複的智慧和學識，是嚴複的譯著，亦是嚴複的論著。
作為譯著，《天演論》完整地介紹了赫胥黎原著的要義。
我曾概括赫胥黎原著的要義：
赫胥黎在書中描述了世界進化的三種模式：宇宙過程、園藝過程和倫理過程。按照赫胥黎的解釋，宇宙過程指“在自然狀態中引起物種進化的過程”，其“傾向是調整植物生命類型以適應現時的條件”；園藝過程指“在人為狀態中引起變種進化的過程”，其“傾向是調整條件以滿足園丁所希望培養的生命類型的需要”。質言之，日曬霜凍，風蝕蟲啄，草木因“天工”存絕有別，是宇宙過程；溫室育秧，棚架扶藤，瓜果緣“人事”碩大有加，是園藝過程。這“物種進化”和“變種進化”都是達爾文闡述過的內容，屬於生物進化論的範疇。至於“倫理過程”，則是一個“情感的進化”與“社會結合的逐漸強化”同步的過程。赫胥黎解釋說，人具有一種天賦的“自我肯定”的傾向（“簡單說來，就是隻願望做他們所喜歡的工作，而絲毫不去考慮他們所在的社會的福利”），這種傾向的力量是“在與外界自然狀態的鬥爭中取勝的基本條件之一，但是如果任其在內部自由發展，也就成了破壞社會的必然因素”。因此，赫胥黎主張借助人的“情感”即人際關係上的“同情心”來實行“自我約束”、強化社會結合。在這個意義上，赫胥黎稱“自我約束”為“倫理過程的要素”，稱“同情心”為“社會的看守人”，並且同意將倫理過程表述為“我們從利己到獻身的進步過程”。
並且認定：
嚴複在《天演論》裏將赫胥黎描述和論述的宇宙過程、園藝過程和倫理過程分別譯為“天行”、“人治”和“治化”，並且基本準確地譯述了赫胥黎就宇宙過程（天行）、園藝過程（人治）和倫理過程（治化）闡述的主要觀點，略謂：“天行人治，常相毀而不相成固矣。然人治之所以有功，即在反此天行之故。何以明之？天行者以物競為功，而人治則以使物不競為的；天行者倡其化物之機，設為已然之境，物各爭存，宜者自立。且由是而立者強，強皆昌；不立者弱，弱乃滅亡。皆懸至信之格，而聽萬類之自己。至於人治則不然，立其所祈向之物，盡吾力焉為致所宜，以輔相匡翼之，俾克自存，以可久可大也”；又謂：“刑章國憲，未必懼也，而斤斤然以鄉裏月旦為情，美惡毀譽，至無定也，而禮俗既成之後，則通國不敢畔其範圍。人寧受饑寒之苦，不忍舍生。而愧情中興，其計短者至於自殺。凡此皆感通之機，人所甚異於禽獸者也。感通之機神，斯群之道立矣……人心常德，皆本之能相感通而後有，於是是心之中，常有物焉以為之宰，字曰天良。天良者，保群之主，所以製自營之私，不使過用使敗群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