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征魯、薛菁
一、晚清新學之演化序列
現代學術界對於中國學術思想的發展常常以先秦子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晚清（近代）新學為主流學術思潮。
新學作為晚清學術思想的主流，是中國學術文化發展的曆史形態，是在中國社會由傳統農業文明向近代工業文明轉型的曆史進程中，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的近代化轉型。18世紀中葉，西方世界的資本主義勢力跨海而來，他們企圖用基督教、貿易、鴉片，但最後是堅船利炮，打開中國古老帝國的大門。老大、腐朽的滿清王朝，在西方新興勢力麵前望風披靡，中國麵臨政治和文化的雙重危機。於是，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開始學習西方以自強。正是在西學與中學最初的碰撞中產生了新學。因此，晚清新學或近代新學是在鴉片戰爭以後，西學東漸，中國民族危機加深的曆史條件下，中國傳統文化在融會西方文化的基礎上形成的一種新的學術文化類型。簡言之，晚清新學是中國社會近代化的產物，是中學的近代化形態。
何謂新學？從字義上看，“新”原意為“伐木”。《說文·斤部》：“新，取木也。”章炳麟《論承用“維新”二字之荒謬》雲：“且彼亦知‘新’之為義乎？衣之始裁為之‘初’，木之始伐謂之‘新’。”
據史可稽，“新學”一詞最早出現在漢代。《漢書·張禹傳》：“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義斷之。”“新學”在此意為初學者。可見，新與舊在當時隻是相對而言，兩者隻是時間次序的區別，並無褒貶之義。西漢以降，儒家思想被定於一尊，大凡趨“新”的學術思想均有可能動搖儒家正統，難免有“失正”之嫌而為世人所不齒。如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定勢》：“新學之銳，則逐奇而失正。”宋人亦稱王安石的經學為“新學”。此處的“新”明顯帶有譏諷之意。足見漢代以後中國人的觀念中並不喜“新”，甚至惡“新”、厭“新”。
饒有趣味的是，戊戌變法時期，康有為為了反對古文經學，著《新學偽經考》，以“新學”指稱漢末王莽新朝時的古文經學以示輕蔑。然而，出其意料的是，維新運動時期，守舊派人士以同樣的口吻稱康有為倡導的學派為“新學”，以示鄙薄、嘲弄。令守舊派人士意想不到的是，被他們戲稱的“新學”自19世紀末以來，卻作為一個標示晚清學術基本特征的名詞風行於世，“求新”成為當時的社會風尚，光緒皇帝支持的“維新變法”，慈禧太後推行的“新政”，無不以“新”作幌，新學遂成為晚清學術之主流。王國維在述及中國300年學術文化之變遷時說：“國初之學大，乾嘉之學精，道鹹以將之學新。”梁啟超在其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亦雲：“有清一代，初期為程朱陸王之爭，次期則為漢宋之爭，末期為新舊之爭。”
綜觀晚清新學體係的建構，它是一個動態的曆史發展過程，隨著西學東漸、晚清士大夫對西方文化認知水平的深化，其內涵漸次豐富、完善。一般而言，學術界將晚清東漸之西學分為三個層麵：即器物層麵，亦為物質文化，如堅船利炮；製度層麵，亦為製度文化，如議會製度；價值觀層麵，亦為精神文化，如世界觀和方法論。此亦為中國現代化次第演進的三個階段。由此，我們認為，鴉片戰爭以後，林則徐、魏源“師夷長技以製夷”思想的提出，是為新學之濫觴。之後，新學的發展主要表現為三種類型之演進或三個階段，其又與按地域文化角度劃分的三個學派暗合，即張之洞的“南皮新學”、康有為（及其弟子梁啟超、譚嗣同）的“南海新學”、嚴複的“侯官新學”。具體而言，南皮新學亦即器物層麵之新學，亦即“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南海新學亦即政治體製層麵之新學，亦即戊戌變法之學；侯官新學亦即價值觀、方法論層麵之新學，亦即晚清新學之集大成者。
二、侯官新學體係之義界
侯官，古舊縣名，是福建第一個縣治。侯官，本作“候官”。原係漢代官名，都尉下屬，後演變為地名。東漢末年置，治今福建省福州市，隸屬會稽郡南部都尉，因南部都尉治侯官縣，亦稱侯官都尉。三國時，為了與上郡張掖的侯官相區別，福州又被稱作“東部侯官”，簡稱侯官。《三國誌》卷57《虞翻傳》中有“翻追隨營護，到東部侯官。侯官長閉城不受……”的記載。西晉時，侯官屬晉安郡。隋開皇九年（589年）改為原豐縣，十二年（592年）易名閩縣。唐武德六年（623年）析閩縣複置侯官縣。由唐至清，侯官縣與閩縣同時並存，兩縣同城，兩縣同為福州、福州路、福州府治所，侯官縣轄州、路、府治西境，今南街以西，南門兜以南，鼓樓以北隸侯官，三坊七巷即屬侯官縣。晚清以來，福州名人輩出，“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則徐、“首任船政大臣”沈葆楨、近代中國“西學第一人”的嚴複等均為侯官人，故有“晚清風流數（出）侯官”的說法。在這裏，人們即以“侯官”代指福州。此外，眾所周知，嚴複以翻譯西方著作著稱於世，被稱為侯官嚴先生或嚴侯官。在翻譯中，嚴複或常常加入大量的“按語”以闡發自己的政治主張，有的按語之長，超過譯文；或結合中國時局對原文進行損益、改造。這樣一來，嚴複的譯著已經不是原著的翻版。為此，嚴複自己在原稿本中也不雲“筆譯”，而是題曰“侯官嚴複學”。其意顯然，嚴複將自己所譯著作，稱為嚴複學或侯官學。因此，我們以侯官新學指稱以嚴複為代表的新學最高階段，當是允當的，正如嚴複自稱其學為侯官嚴複學。
當然，侯官新學中的“侯官”不僅僅是一個地域概念，更是一個人文學術概念，是一個以地域命名的思想流派。廣義而言，侯官新學是指在福建的自然地理與社會曆史文化背景下，在兩宋以來閩學的浸潤與觀照下，以及清朝末季這一地區中西文化之交流激蕩中，誕生出來的一個文化學派。應當看到，一方麵它是晚清以來，福州乃至福建地區愛國誌士為挽救民族危亡，探求救國真理，主動向西方學習，致力於中西文化交流的士大夫群體的思想結晶。另一方麵，它也是西方傳教士在福建地區傳播基督教和西方文化以及創辦教育、開展慈善活動所取得重要的社會效果催生下的產物。這就決定了侯官新學學理的先進性與方法的守中性。狹義而言，侯官新學特指嚴複的新學思想，它是晚清新學體係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晚清新學的極致。本文所論，為狹義之侯官新學。
三、嚴複個人經曆與侯官新學體係之創建
嚴複（1854~1921年），福建侯官（今福州）人，籍稱嚴侯官。
嚴複“早慧，嗜為文”，“詞采富逸”，從小隨其父學《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等蒙學讀物。7歲始入私塾讀書，先後“從師數人”，其中對嚴複早年影響至深者非黃少岩莫屬。正是師從黃宗彝的這段時間裏，嚴複之國學造詣、憂國憂民和剛直不阿之秉性乃至後來對西方科學的熱情，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他的老師糅合‘漢學’與‘宋學’價值的苦心”。有學者甚至認為，“嚴複後來對西方科學的熱情，是建立在直接（雖屬初步涉及）與真正的自然科學的方法和資料相關的基礎之上的，而並非建立在與‘科學’這一口號的模糊不清的聯係之上。在這裏，西方科學要求的精確性和能力訓練與嚴複原有的嚴謹的治學態度結合了起來，這種嚴謹的治學態度可能來自他早年受到的‘漢學’家治學方法的訓練。”
嚴複14歲時，其父因搶救霍亂病人受到傳染，不治而亡，父死家貧，嚴複“不再從師”。正值嚴複生存陷入窘境之時，適逢這年冬天福州馬尾船政學堂招生，嚴複入學考試的作文受到船政大臣沈葆楨的激賞，以第一名的優異成績被錄取入船政學堂，嚴複的命運從此發生逆轉。
福州船政學堂又稱“求是堂藝局”，因校址在馬尾，也稱作馬尾船政學堂。其作為清末最早的海軍學校享有“近代海軍搖籃”之美譽，是“中國海軍人才之嚆矢”。該學堂分製造和駕駛兩個專業，分別由法、英兩國專家為學員授課。相對於船政局坐落的方位，製造專業的學舍在前，故稱前學堂，因習法文，又稱法國學堂；駕駛專業的學舍在後，故稱後學堂，因習英文，又稱英國學堂。
1867年1月6日，嚴複進入船政後學堂學習駕駛，所習課程主要有：英文、算術、幾何、代數、解析幾何、割錐、平三角、弧三角、代積微、動靜重學、水重學、電磁學、光學、音學、熱學、化學、地質學、天文學、航海術等。這些課程將嚴複帶入了一個全新的知識領域，他開始係統接受西方自然科學的教育和熏陶，對西學逐漸有了更全麵、更客觀的認識，打下了堅實的近代自然科學知識的基礎。此外，後學堂由英國人主持，教育體製悉按英國海軍學校成規，教師用英語授課，使用英語原版教材。這一教育背景決定了嚴複一生的功業。從此，“英文是他汲取西方思想的媒介。英國成為他理想國家的範本。英國人的思想支配了他的思想發展”。
值得一提的是，在船政學堂5年裏，嚴複並未中斷傳統文化的教育，《聖諭廣訓》、《孝經》仍是學生們的課外讀物。由此可見，嚴複接受正規的傳統教育雖在14歲中輟，但事實上，他終其一生都未停止對中國古籍的研讀，從英國學成歸國後，又師從桐城派大師吳汝綸研習古文，不僅西學造詣高，而且國學根柢亦深，因此，他所譯西方學術著作均以古文筆法譯出，文筆靈動活脫，典雅暢達，“以瑰辭達奧旨”。嚴複能成為中西文化比較之第一人，正是源於他中西合璧的知識結構。梁啟超曾評論道：“嚴又陵（複），他是歐洲留學生出身，本國文學亦優長，專翻譯英國功利主義派書籍，成一家之言。”
1877年3月31日，24歲的嚴複在華、洋監督李風苞、日意格的率領下，與船政學堂駕駛班同窗12名學員赴英國學習。在學期間，嚴複等人主要“肄習高等算學、格致、海軍戰術、海戰、公法及建築海軍炮台諸學術”。所有課程都以練習水師兵法為旨歸。而嚴複“於管駕官應知學問以外，更能探本溯源”，且“於西學已有窺尋”。他說：“格物致知之學，尋常日用皆寓至理，深求其故，而知其用之無窮，其微妙處不可端倪，而其理實共喻也。”
不僅如此，麵對英國的富強和中國積貧積弱的現狀之間的差距，嚴複開始探尋西方富強的奧秘，關注中外國情的差異。在專業課學習之餘，他“嚐入（英）法庭，觀其聽獄，歸邸數日，如有所失”。他認為：
刑獄者，中西至不可同之一事也……英國與諸歐之所以富強，公理日伸，其端在此一事……夫中國刑獄之平，至於虞廷之皋陶極矣。然皆以貴治賤。以貴治賤，故仁可以為父母，而暴亦可為豺狼。若夫公聽平觀，其被刑也，如其法而正，民終不可以是為天直，以責其上，使雖欲不如是而不能也。是故天下雖極治，其刑罰終不能以必中，而僥幸之人，或可與法相遁。此上下之所以交失，而民德之所以終古不蒸也。夫民德不蒸，雖有堯舜為之君，其治亦苟且而已。
為此，嚴複後來提出了“興民德”之重要性。
1878年6月，嚴複等6人均以優異成績完成了海軍學院的學業。在郭嵩燾的幫助下，方伯謙、何心川、葉祖珪、林永升、薩鎮冰等5人到皇家海軍船艦上實習，而嚴複則因被中國政府業已安排為教職，繼續在格林尼治海軍學院再學一年，嚴複因此成為唯一沒有上艦實習的海軍留學生。這一偶然的安排對嚴複一生的命運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它意味著嚴複以後不可能像其他同學一樣依據自己的專業方向晉身海軍行列，而是作為一名教師從事學術研究，培養海軍將才。嚴複自1880年起就在北洋水師學堂供職，長達20年之久，而他的同學卻大都在海軍界擔任艦長等職，嚴複則由軍事拓展到對社會問題的關注，人生路徑與他的同學大相徑庭。此外，在英國多待一年，使得嚴複對已經傾心的西方政治、經濟、文化等相關社會問題有了進一步研習的機會，為其日後從事西方社會科學研究，借助譯著表達自己的思想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留下來的一年裏，嚴複多次應郭嵩燾之邀參觀考察了法國天文館、巴黎各項市政工程、萬國博覽會、凡爾賽宮等，對西洋文明有了進一步的感性認識，深深體會到“西洋勝處，在事事有條理”。不僅如此，嚴複的英文水平在留英期間已練就得爐火純青，為他回國後大量閱讀和譯介斯賓塞、赫胥黎、達爾文、亞當·斯密、邊沁、孟德斯鳩等西方艱深的學術思想著作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條件。也正是有了這一本領，嚴複對西方社會了解之全麵，西學造詣之精深，不僅遠非李鴻章、張之洞等洋務派人物可比，就是那些在甲午戰爭前曾經到過歐洲的早期維新派人士如王韜、何啟、鄭觀應之輩以及甲午戰爭後領導整個維新運動的康梁新學家們，也都不能望其項背。由此也注定了嚴複是晚清新學思想家行列中對西學認識最深的一位，他能夠直入西方文化之堂奧，深得個中三昧，最終漂洋過海，將之植根中土。當年唐僧玄奘不憚萬裏荒漠赴印度取得真經，嚴複猶如近代海上玄奘，遠涉萬裏重洋，為死氣沉沉的近代中國取來資本主義的天火。就其理論而言，侯官新學無疑是新學思想體係中最成熟、最係統同時也是最富創新性的一支。
1895年，甲午戰敗，中國麵臨亡國滅種的嚴重危機。戰爭的慘敗，嚴複受到極大刺激，感到“今日之世變，蓋自秦以來未有若斯之亟也”。而“中國今日之事，正坐平日學問之非，與士大夫心術之壞，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管、葛複生，亦無能為力也”。於是，他“腐心切齒”，“寧負發狂之名，決不能喔咿嚅唲，更蹈作偽無恥之故轍”，決意同愛國誌士一道走上“變今”維新之路，積極從事愛國救亡的變法維新活動。
從1895年起，嚴複在天津《直報》上發表了一係列政論文章，這些文章清楚地“表明了嚴複當時對世界的整個看法，也清楚地表明了嚴複的全部觀點，這些觀點正是他以後幾年裏致力於翻譯的基礎”，“實際上構成了嚴複全部譯著的緒論”。與其他維新思想家不同，嚴複是借助西方先進理論，通過譯著西方學術思想和政治學說以警世，誠如他自己所言：“意欲本之格致新理，溯源竟委，發明富強之事，造端於民。”
此後的十餘年間，嚴複專心致力於翻譯西方資產階級著名學者的著作，以翻譯為職誌，成為“介紹近世思想的第一人”。正是在大量譯介西方名著的過程中，嚴複形成了自己的思想理論體係，亦其自己所謂的“侯官嚴複學”，即是本書所謂的“侯官新學”。
四、侯官新學之內涵
（一）以社會進化論為核心的世界觀與方法論
與張之洞、康梁的新學不同，嚴複侯官新學的理論基礎是西方進化論。雖然在戊戌變法時期，嚴複與康有為一樣，政治上主張變法維新，但其表現形式卻與康氏迥異。康有為主要是假借中國傳統文化的形式，搞“托古改製”，嚴複則是直接訴諸西方近代科學文化，通過譯介西方近代的學術文化經典，介紹和宣傳西方新興的資本主義的世界觀、方法論和價值觀，並在這一過程中形成了自己改造中國傳統社會亦即中國傳統社會現代化轉型的理想與主張。
1.以自然科學為本的思想
正是嚴複的教育經曆和他以自然科學為基礎的知識結構，使得他具有與同時代思想家們迥然而異的素質——他是用自然科學的眼光去觀察社會，依據自然科學的公理去探求中國富強之道。在嚴複看來，西方自17世紀以來的強盛莫不與培根開創的實證科學之風氣有關。他說：
（西洋）製器之備，可求其本於奈端（牛頓）；舟車之神，可推原於瓦德（瓦特）；用電之利，則法拉第之功也；民生之壽，則哈爾斐（哈維）之業也。而二百年學運昌明，又不得不以柏庚（培根）氏之摧陷廓清之功為稱首。
名、數、質、力，四者皆科學也。其通理公例，經緯萬端，而西政之善，即本斯而立。
在嚴複眼裏，科學並不是一般的技藝，其為“通理公例”，亦即具有世界觀的意義，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謂的科學哲學；其又為“經緯萬端”，亦即具有方法論的意義，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謂的自然科學方法論。
相比之下，中國之不昌正在於反科學而動，即其所謂的“中國之政，所以日形其絀，不足爭存者，亦坐不本科學，而與通理公例違行故耳”。因此，中國救亡圖強之關鍵在於以科學為本。嚴複認為：“中國此後教育，在宜著意科學，使學者之心慮沈潛，浸漬於因果實證之間，庶他日學成，有療病起弱之實力，能破舊學之拘攣，而其於圖新也審，則真中國之幸福矣！”唯有科學“可以轉變吾人之心習，而挽救吾數千年學術之流弊”。
不僅如此，嚴複特別強調試驗、印證、歸納在科學認識中的作用。他說：
於格物窮理之用，其途術不過二端。一曰內導，一曰外導，此二者不是學人所獨用，乃人人自有生之初所同用者，用之，而後智識日辟者也。內導者，合異事而觀其同，而得其公例。粗而言之，今有一小兒，不知火之燙人也，今日見燭，手觸之而爛；明日又見爐，足踐之而又爛；至於第三次，無論何地，見此炎炎而光，烘烘而熱者，即知其能傷人而不敢觸。且苟欲傷人，且舉以觸之。此用內導之最淺者，其所得公例，便是火能燙人一語。其所以舉火傷物者，即是外導術。蓋外導術，於意中皆有一例。次一案，二一斷，火能燙人是例，吾所持者是火是案，故必燙人是斷。合例、案、斷三者，於名學中成一聯珠，及以傷人而人果傷，則試驗印證之事矣。故曰印證愈多，理愈堅確也。名學析之至細如此，然人日用之而不知。須知格致所用之術，質而言之，不過如此。特其事尤精，因有推究精微之用，如化學、力學，如天、地、人、動、植諸學多內導。至於名、數諸學，則多外導。學至外導，則可據已然已知以推未然未知者，此民智最深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