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麟斌
“闡舊邦以輔新命；極高明而道中庸。”這是中國現代著名哲學家馮友蘭先生集句自題的座右銘，也是他畢生追求的理想與奮鬥的目標。“闡舊邦以輔新命”的典故出自於《詩經·大雅·文王》“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馮友蘭活用了該詩句“西周建立得於新天命”的原意，以“舊邦”指中國源遠流長的文化傳統，以“新命”喻建設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國家。在此，筆者借用馮友蘭的話語，以“舊邦”喻閩都文化，以“新命”為海西建設。本文力圖通過闡發閩都文化之內涵，以為海西建設和現代化進程之借鑒。
一、閩都文化的曆史淵源
從文獻記載來看，“閩”是福建的古老名稱。《山海經》中有“閩在海中”的記載，《周禮·夏官》有職方氏掌管“七閩……之人民”，《周禮·秋官》有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這個時期，“閩”是作為周王朝的邊陲方國、地域和族群的總稱。秦朝設立閩中郡，“閩”作為福建的專稱基本固定並沿襲下來。關於“都”字，《左傳》說：“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說文解字》言：“都……從邑，者聲。”段玉裁引用《周禮》注曰：“都鄙者，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也就是說，“都”的本義是城邑，並不僅僅特指“首都”。
福州之被稱為“閩都”，有其悠久的曆史淵源。戰國晚期，楚威王消滅了江浙一帶的越國，“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於江南海上”，其中一支由無諸率領來到閩地，自封閩越王。漢高祖五年（前202年），因閩越王無諸在楚漢戰爭中有功，西漢王朝“複立無諸為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冶”。東冶即今天的福州市。受封後的無諸就在今天福州市鼓樓區冶山一帶建造都城，號“冶城”，冶城遂為閩越國都。西晉太康三年（282年），晉武帝於冶城設晉安郡，首任太守嚴高拓建冶城，時稱“子城”。唐開元十三年（725年）始用“福州”之名。五代時期，王審知父子在福州建立“閩國”，以福州為國都。宋代，福州因經濟和人口的發展，政治上又成為八閩首府，故被稱為“東南一都會”。宋代名宦梁克家在任福州知州期間編纂的《三山誌》中載，閩縣縣治之前立有牌坊稱“閩都坊”，作者特加旁注說明：“舊曰閩會。”由此可知福州城在宋時已稱作“閩會”、“閩都”，兩者可以通用。明代福州府誌說福州“七郡輻輳，閩越一都會也”。明王朝滅亡後，唐王朱聿鍵在福州登基當上隆武皇帝，建立了南明小朝廷，福州再次成為流亡帝都，也稱行在或行都。
由此視之，福州之被稱為閩都，不僅是因為它是閩越國、五代王閩政權的國都，也是基於曆史上福州作為東南大都會的傳統地位，明清時期人們沿襲曆史習慣而通稱福州為閩都。明萬曆年間，由福州學者王應山撰著的包含閩東13縣的地方誌書稱《閩都記》。清代，以記述福州地區史事、傳說為主體的章回小說書名亦叫《閩都別記》，該書麵世迄今也有200年左右的曆史了。
福州由於長期居於八閩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形成了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璀璨文化，譽稱為“閩都文化”。近年來，學術界對閩都文化的研究日益活躍，並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筆者比較認可對“閩都文化”提出界定的《閩都文化的基本特質與精神》一文，該文對於“閩都文化”的內涵，做了這樣的界說：“閩都文化即是由閩都——福州人創造的文化，它至少應包括三層含義：其一，從地域範圍而言，閩都文化根植於福州地區；其二，從文化的主體而言，閩都文化由福州人創造；其三，從時間上而言，閩都文化深受2000多年曆史的浸潤……綜上所述，閩都文化即是由閩江下遊和閩東地區一帶操福州方言的居民共同創造的、源遠流長，傳承至今、獨具特色的一支地域文化，其分布範圍是以閩江下遊的福州平原為中心，輻射至周邊的閩東地區。”對於這一定義，我們可以從多層麵去把握。
二、閩都文化的內涵及特征
閩都文化起源於閩越文化、中原文化、海外文化，它是經過長期曆史積累而逐漸豐富、完善和發展起來的。從曆史上看，閩都文化的形成可以分為三個時期：從遠古至秦漢之際為閩都文化的初生萌發期，以閩越文化為代表；漢代中葉後至鴉片戰爭前為閩都文化的形成期，以閩學為代表；鴉片戰爭後至民國初期為閩都文化的定型期，以船政文化為代表。
閩都文化的內涵，既要從曆史發展的縱向角度來把握，也要從當前社會橫切麵的維度來認識。基於這樣的考慮，閩都文化至少應該包括以下幾方麵的內容：閩越文化、閩都學術、船政文化、宗教信仰與民俗文化、商業文化，下麵逐一論述。
（一）源頭活水的閩越文化
構成閩都文化源頭的閩越文化由“先秦閩文化”與於越文化二者融合而成，其中尤以土著的“先秦閩文化”源遠流長。筆者曾饒有興致地在浙江省麗水地區考察了真正的閩江源頭地。歐潭生先生曾指出：“閩、越應屬不同族種……於越族發源地在浙江杭州灣流域；閩族發源地在福建閩江下遊一帶……於越族崇奉鳥圖騰，而閩族以蛇為圖騰。”“福建先秦史不是閩越史，也不是百越史，而應是一部先秦閩族史”。先秦閩族史的史前文化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時代，殼丘頭文化與曇石山文化是其典型的遺存。商末周初時期，閩都地區開始向青銅時代過渡，其典型的文化遺存是位於閩江南岸閩侯縣鴻尾鄉石佛頭村的黃土侖文化遺址。黃土侖文化“代表了閩江下遊一種受中原商周青銅文化影響而具濃厚地方特色的文化遺存”。上述考古成果表明，福州地區的史前文化經過長時期的積累，已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並形成獨特的地方風格。戰國晚期，帶領部分越國子族來到閩地的無諸自封為閩越王；後因佐漢有功，被西漢中央政府複立為閩越王，都東冶。閩族與越族的融合，對閩都地區的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麵：一是鮮明的海洋文化特征，一是濃厚的巫術信仰。“曇石山文化與殼丘頭文化一脈相承……二者均利用海生貝類製作器物，表明其居民沿水而居，都居於靠討海為生的貝丘文化”。而越人之長於水性，更是史書所特別注意的。《淮南子》說：“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漢書·嚴助傳》：“越，方外之地，斷發紋身之民也……處溪穀之間，簧竹之中，習於水鬥，便於用舟。”《越絕書·越絕外傳記地傳》：“水行而山處，以舟為車，以楫為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越之常性也。”這些記載都表明了越人善於舟行的特點。凡此特性，為閩都文化的海洋文明奠定了基礎。而巫術信仰所產生的影響主要在民間習俗和宗教方麵，這留待後文進行探討。
由上述曆史可以看出，閩都文化的形成既有閩族文化的深厚根源，同時又汲取了越文化的新鮮血液，並且在一定程度上開始漸漸接受中原文化的浸染。閩都文化形成過程中的這種百川會海、萬壑歸流的形式，鑄就了閩都文化多樣豐富的鮮明特征。
（二）淵博精深的閩都學術
伴隨著中原漢人的大舉南遷，閩越文化的主體不斷地被邊緣化、同化、重組，漢代以來在中原地區長期占統治地位的儒家文化也以其主流、正統的姿態對閩越文化進行全麵改造，使得閩越文化的特性日漸消磨，逐步融入中華傳統文化的共同體之中。閩都學術文化的興盛，開始於唐代的李椅、常袞。唐代宗大曆七年（772年），李椅任禦史大夫，持節都督福、建、泉、漳、汀五州（即福建全境），在福建3年，以興學重教為第一要務，至有“比屋為儒，俊造如林，縵胡之纓，化為青衿”的盛況。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前宰相常袞任福建觀察史，進一步推進興學活動。《新唐書·常袞傳》說：“袞至，為設鄉校，使作文章，親加訓導……由是俗一變，歲貢士與內州等……其後，閩人春秋配享袞於學官。”五代閩國時期，大批中原文人儒士為躲避戰亂流寓福州，王氏政權又能采取禮賢下士、重教興文的政策，福州教育有了較大的發展，“閩之風聲，與上國爭列”。進入宋代以後，隨著福建經濟的迅速發展，福建的教育文化事業得到了空前繁榮。與北宋理學的先導人“宋初三先生”（孫複、胡瑗、石介）同時，福建的“海濱四先生”亦肇其風氣之先。他們是陳襄、鄭穆、陳烈、周希孟，他們同為侯官（今福州）人。“宋仁之世，安定先生起於南，泰山先生起於北……閩海古靈先生（陳襄）於安定蓋稍後……其倡道之功，則固安定泰山之亞，較之程張為前茅焉”。宋學的主流是二程理學，二程理學經楊時（將樂人）——羅從彥（沙縣人）——李侗（南平人）——朱熹而集大成並開創了閩學。朱熹之後，閩學得到持續的發展，閩都學術文化對此做出了較大的貢獻。張寧在《諭除知福州府到任表》中說：“憶昔甌粵險遠之地，今為東南全盛之邦。”徐景熹《福州府誌》卷24《風俗》亦雲：“至宋朱子紹濂洛嫡傳，福郡尤多高弟，弟子闡明聖道，弦誦互聞。蓋向之習染，悉滌洗無留遺矣。自茲厥後，風氣進而益上，彬彬鬱鬱，衣冠文物之選，遂為東南一大都會。古所稱海濱鄒魯，至今日而益驗矣。”自宋以至於元明清，學術名流層出不窮，如宋代的黃幹，明代的曹學佺、葉向高，清代的陳夢雷、陳壽祺等，都在中國的學術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與閩都學術一同繁榮的還有閩都的文學與藝術，明代的“閩中詩派”和“同光體”閩派詩人、林紓、冰心等近代文人都在文學史長河中閃耀著燦爛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