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中國的許多人，——我在此特別鄭重聲明：並不包括四萬萬同胞全部！——大抵患有一種“十景病”，至少是“八景病”，沉重起來的時候大概在清朝。凡看一部縣誌，這一縣往往有十景或八景，如“遠村明月”“蕭寺清鍾”“古池好水”之類。而且，“十”字形的病菌，似乎已經侵入血管，流布全身，其勢力早不在“！”形驚歎亡國病菌之下了。點心有十樣錦，菜有十碗，音樂有十番，閻羅有十殿，藥有十全大補，猜拳有全福手福手全，連人的劣跡或罪狀，宣布起來也大抵是十條，仿佛犯了九條的時候總不肯歇手。
不過在戲台上罷了，悲劇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喜劇將那無價值的撕破給人看。譏諷又不過是喜劇的變簡的一支流。但悲壯滑稽，卻都是十景病的仇敵，因為都有破壞性，雖然所破壞的方麵各不同。中國如十景病尚存，則不但盧梭他們似的瘋子決不產生，並且也決不產生一個悲劇作家或喜劇作家或諷剌詩人。所有的，隻是喜劇底人物或非喜劇非悲劇底人物，在互相模造的十景中生存，一麵各各帶了十景病。
（《墳再論雷峰塔的倒掉》）
殊不知我國的聖君，賢臣，聖賢，聖賢之徒，卻早已有過這一種黃金世界的理想了。不是“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麼？不是“君子勞心，小人勞力”麼？不是“治於人者食（去聲）人，治人者食於人”麼？可惜理論雖已卓然，而終於沒有發明十全的好方法。要服從作威就須不活，要貢獻玉食就須不死；要被治就須不活，要供養治人者又須不死。……將來未可知，若已往，則治人者雖然盡力施行過各種麻痹術，也還不能十分奏效……
（《墳春末閑談》）
晉朝已經是大重門第，重到過度了；華胄世業，子弟便易於得官；即使是一個酒囊飯袋，也還是不失為清品。北方疆土雖失於拓跋氏，士人卻更其發狂似的講究閥閱，區別等第，守護極嚴。庶民中縱有俊才，也不能和大姓比並。至於大姓，實不過承祖宗餘蔭，以舊業驕人，空腹高心，當然使人不耐。但士流既然用祖宗做護符，被壓迫的庶民自然也就將他們的祖宗當作仇敵。邢子才的話雖然說不定是否出於憤激，但對於躲在門第下的男女，卻確是一個致命的重傷。勢位聲氣，本來僅靠了“祖宗”這惟一的護符而存，“祖宗”倘一被毀，便什麼都倒敗了。這是倚賴“餘蔭”的必得的果報。
同一的意思，但沒有邢子才的文才，而直出於“下等人”之口的，就是：“他媽的！”
要攻擊高門大族的堅固的舊堡壘，卻去瞄準他的血統，在戰略上，真可謂奇譎的了。最先發明這一句“他媽的”的人物，確要算一個天才，——然而是一個卑劣的天才。
唐以後，自誇族望的風氣漸漸消除；到了金元，已奉夷狄為帝王，自不妨拜屠沽作卿士，“等”的上下本該從此有些難定了，但偏還有人想辛辛苦苦地爬進“上等”去。劉時中的曲子裏說：“堪笑這沒見識街市匹夫，好打那好頑劣。江湖伴侶，旋將表德官名相體呼，聲音多廝稱，字樣不尋俗。聽我一個個細數：糶米的喚子良；賣肉的呼仲甫……開張賣飯的呼君寶；磨麵登羅底叫德夫：何足雲乎？！”（《樂府新編陽春白雪》三）這就是那時的暴發戶的醜態。
“下等人”還未暴發之先，自然大抵有許多“他媽的”在嘴上，但一遇機會，偶竊一位，略識幾字，便即文雅起來：雅號也有了；身分也高了；家譜也修了，還要尋一個始祖，不是名儒便是名臣。從此化為“上等人”，也如上等前輩一樣，言行都很溫文爾雅。然而愚民究竟也有聰明的，早已看穿了這鬼把戲，所以又有俗諺，說：“口上仁義禮智，心裏男盜女娼！”他們是很明白的。
於是他們反抗了，曰：“他媽的！”
但人們不能蔑棄掃蕩人我的餘澤和舊蔭，而硬要去做別人的祖宗，無論如何，總是卑劣的事。有時，也或加暴力於所謂“他媽的”的生命上，但大概是乘機，而不是造運會，所以無論如何，也還是卑劣的事。
中國人至今還有無數“等”，還是依賴門第，還是倚仗祖宗。倘不改造，即永遠有無聲的或有聲的“國罵”。就是“他媽的”，圍繞在上下和四旁，而且這還須在太平的時候。
（《墳論“他媽的！”》）
誠然，必須敢於正視，這才可望敢想，敢說，敢作，敢當。倘使並正視而不敢，此外還能成什麼氣候。然而，不幸這一種勇氣，是我們中國人最所缺乏的。
但現在我所想到的是別一方麵——
中國的文人，對於人生，——至少是對於社會現象，向來就多沒有正視的勇氣。我們的聖賢，本來早已教人“非禮勿視”的了；而這“禮”又非常之嚴，不但“正視”，連“平視”“斜視”也不許。現在青年的精神未可知，在體質，卻大半還是彎腰曲背，低眉順眼，表示著老牌的老成的子弟，馴良的百姓……
再回到“正視”問題去：先既不敢，後便不能，再後，就自然不視，不見了。一輛汽車壞了，停在馬路上，一群人圍著呆看，所得的結果是一團烏油油的東西。然而由本身的矛盾或社會的缺陷所生的苦痛，雖不正視，卻要身受的。文人究竟是敏感人物，從他們的作品上看來，有些人確也早已感到不滿，可是一到快要顯露缺陷的危機一髮之際，他們總即刻連說“並無其事”，同時便閉上了眼睛。這閉著的眼睛便看見一切圓滿，當前的苦痛不過是“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於是無問題，無缺陷，無不平，也就無解決，無改革，無反抗。因為凡事總要“團圓”，正無須我們焦躁；放心喝茶，睡覺大吉。……
我並未實驗過，但有時候想：倘將一位久蟄洞房的老太爺拋在夏天正午的烈日底下，或將不出閨門的千金小姐拖到曠野的黑夜裏，大概隻好閉了眼睛，暫續他們殘存的舊夢，總算並沒有遇到暗或光，雖然已經是絕不相同的現實。中國的文人也一樣，萬事閉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瞞和騙。
中國婚姻方法的缺陷，才子佳人小說作家早就感到了，他於是使一個才子在壁上題詩，一個佳人便來和，由傾慕——現在就得稱戀愛——而至於有“終身之約”。但約定之後，也就有了難關。我們都知道，“私訂終身”在詩和戲曲或小說上尚不失為美談（自然隻以與終於中狀元的男人私訂為限），實際卻不容於天下的，仍然免不了要離異。明末的作家便閉上眼睛，並這一層也加以補救了，說是：才子及第，奉旨成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經這大帽子來一壓，便成了半個鉛錢也不值，問題也一點沒有了。假使有之，也隻在才子的能否中狀元，而決不在婚姻製度的良否。
《紅樓夢》中的小悲劇，是社會上常有的事，作者又是比較的敢於實寫的，而那結果也並不壞。無論賈氏家業再振，蘭桂齊芳，即寶玉自己，也成了個披大紅猩猩氈鬥篷的和尚。和尚多矣，但披這樣闊鬥篷的能有幾個，已經是“入聖超凡”無疑了。至於別的人們，則早在冊子裏一一注定，末路不過是一個歸結：是問題的結束，不是問題的開頭。讀者即小有不安，也終於奈何不得。然而後來或續或改，非借屍還魂，即冥中另配，必令“生旦當場團圓”，才肯放手者，乃是自欺欺人的癮太大，所以看了小小騙局，還不甘心，定須閉眼胡說一通而後快。赫克爾（E.Haeckel）說過：人和人之差，有時比類人猿和原人之差還遠。我們將《紅樓夢》的續作者和原作者一比較，就會承認這話大概是確實的。
“作善降祥”的古訓，六朝人本已有些懷疑了，他們作墓誌，竟會說“積善不報，終自欺人”的話。但後來的昏人，卻又瞞起來。元劉信將三歲癡兒拋入醮紙火盆，妄希福祐，是見於《元典章》的；劇本《小張屠焚兒救母》卻道是為母延命，命得延，兒亦不死了。一女願侍痼疾之夫，《醒世恒言》中還說終於一同自殺的；後來改作的卻道是有蛇墜入藥罐裏，丈夫服後便全愈了。凡有缺陷，一經作者粉飾，後半便大抵改觀，使讀者落誣妄中，以為世間委實盡夠光明，誰有不幸，便是自作，自受。
有時遇到彰明的史實，瞞不下，如關羽嶽飛的被殺，便隻好別設騙局了。一是前世已造夙因，如嶽飛；一是死後使他成神，如關羽。定命不可逃，成神的善報更滿人意，所以殺人者不足責，被殺者也不足悲，冥冥中自有安排，使他們各得其所，正不必別人來費力了。
有時遇到彰明的史實，瞞不下，如關羽嶽飛的被殺，便隻好別設騙局了。一是前世已造夙因，如嶽飛；一是死後使他成神，如關羽。定命不可逃，成神的善報更滿人意，所以殺人者不足責，被殺者也不足悲，冥冥中自有安排，使他們各得其所，正不必別人來費力了。
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麵，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在這路上，就證明著國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滿足著，即一天一天的墮落著，但卻又覺得日見其光榮。在事實上，亡國一次，即添加幾個殉難的忠臣，後來每不想光複舊物，而隻去讚美那幾個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過之後，也每每不思懲凶，自衛，卻隻顧歌詠那一群烈女。仿佛亡國遭劫的事，反而給中國人發揮“兩間正氣”的機會，增高價值，即在此一舉，應該一任其至，不足憂悲似的。自然，此上也無可為，因為我們已經借死人獲得最上的光榮了。滬漢烈士的追悼會中，活的人們在一塊很可景仰的高大的木主下互相打罵，也就是和我們的先輩走著同一的路。
（《墳論睜了眼看》）
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時常還不能饜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
暴君的臣民，隻願暴政暴在他人的頭上，他卻看著高興，拿“殘酷”做娛樂，拿“他人的苦”做賞玩，做慰安。
自己的本領隻是“幸免”。
從“幸免”裏又選出犧牲，供給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渴血的欲望，但誰也不明白。死的說“阿呀”，活的高興著。
（《熱風隨感錄六十五 暴君的臣民》）
其時正當日俄戰爭的時候，關於戰爭的畫片自然也就比較的多了，我在這一個講堂中，便須常常隨喜我那同學們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畫片上忽然會見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據解說，則綁著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眾，而圍著的便是來賞鑒這示眾的盛舉的人們。
這一學年沒有完畢，我已經到了東京了，因為從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隻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
（《呐喊自序》）
中國的男人，本來大半都可以做聖賢，可惜全被女人毀掉了。商是妲己鬧亡的；周是褒姒弄壞的；秦……雖然史無明文，我們也假定他因為女人，大約未必十分錯；而董卓可是的確給貂蟬害死了。
阿Q本來也是正人，我們雖然不知道他曾蒙什麼明師指授過，但他對於“男女之大防”卻曆來非常嚴；也很有排斥異端——如小尼姑及假洋鬼子之類——的正氣。他的學說是：凡尼姑，一定與和尚私通；一個女人在外麵走，一定想引誘野男人；一男一女在那裏講話，一定要有勾當了。為懲治他們起見，所以他往往怒目而視，或者大聲說幾句“誅心”話，或者在冷僻處，便從後麵擲一塊小石頭。
（《呐喊阿Q正傳》）
難道所謂國民性者，真是這樣地難於改變的麼？倘如此，將來的命運便大略可想了，也還是一句爛熟的話：古已有之。
伶俐人實在伶俐，所以，決不攻難古人，搖動古例的。古人做過的事，無論什麼，今人也都會做出來。而辯護古人，也就是辯護自己。況且我們是神州華胄，敢不“繩其祖武”麼？
幸而誰也不敢十分決定說：國民性是決不會改變的。在這“不可知“中，雖可有破例——即其情形為從來所未有——的滅亡的恐怖，也可以有破例的複生的希望，這或者可作改革者的一點慰藉罷。但這一點慰藉，也會勾消在許多自詡古文明者流的筆上，淹死在許多誣告新文明者流的嘴上，撲滅在許多假冒新文明者流的言動上，因為相似的老例，也是“古已有之”的。
其實這些人是一類，都是伶俐人，也都明白，中國雖完，自己的精神是不會苦的，——因為都能變出合式的態度來。倘有不信，請看清朝的漢人所做的頌揚武功的文章去，開口“大兵”，閉口“我軍”，你能料得到被這“大兵”“我軍”所敗的就是漢人的麼？你將以為漢人帶了兵將別的一種什麼野蠻腐敗民族殲滅了。
然而這一流人是永遠勝利的，大約也將永久存在。在中國，惟他們最適於生存，而他們生存著的時候，中國便永遠免不掉反複著先前的運命。
“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用了這許多好材料，難道竟不過老是演一出輪回把戲而已麼？
（《華蓋集忽然想到（四）》）
他們是羊，同時也是凶獸；但遇見比他更凶的凶獸時便現羊樣，遇見比他更弱的羊時便現凶獸樣……
我還記得第一次五四以後，軍警們很客氣地隻用槍托，亂打那手無寸鐵的教員和學生，威武到很像一隊鐵騎在苗田上馳騁；學生們則驚叫奔避，正如遇見虎狼的羊群。但是，當學生們成了大群，襲擊他們的敵人時，不是遇見孩子也要推他摔幾個觔鬥麼？在學校裏，不是還唾罵敵人的兒子，使他非逃回家去不可麼？這和古代暴君的滅族的意見，有什麼區分！
可惜中國人但對於羊顯凶獸相，而對於凶獸則顯羊相，所以即使顯著凶獸相，也還是卑怯的國民。這樣下去，一定要完結的。
我想，要中國得救，也不必添什麼東西進去，隻要青年們將這兩種性質的古傳用法，反過來一用就夠了：對手如凶獸時就如凶獸，對手如羊時就如羊！
（《華蓋集忽然想到（七）》）
大概兩三年前，正值一種愛國運動的時候罷，偶見一篇它的社論，大意說，一國當衰弊之際，總有兩種意見不同的人。一是民氣論者，側重國民的氣概，一是民力論者，專重國民的實力。前者多則國家終亦漸弱，後者多則將強。我想，這是很不錯的；而且我們應該時時記得的。
可惜中國曆來就獨多民氣論者，到現在還如此。如果長此不改，“再而衰，三而竭”，將來會連辯誣的精力也沒有了。所以在不得已而空手鼓舞民氣時，尤必須同時設法增長國民的實力，還要永遠這樣的幹下去。
因此，中國青年負擔的煩重，就數倍於別國的青年了。因為我們的古人將心力大抵用到玄虛漂渺平穩圓滑上去了，便將艱難切實的事情留下，都待後人來補做，要一人兼做兩三人，四五人，十百人的工作，現在可正到了試練的時候了。對手又是堅強的英人，正是他山的好石，大可以借此來磨練。假定現今覺悟的青年的平均年齡為二十，又假定照中國人易於衰老的計算，至少也還可以共同抗拒，改革，奮鬥三十年。不夠，就再一代，二代……。這樣的數目，從個體看來，仿佛是可怕的，但倘若這一點就怕，便無藥可救，隻好甘心滅亡。因為在民族的曆史上，這不過是一個極短時期，此外實沒有更快的捷徑。我們更無須遲疑，隻是試練自己，自求生存，對誰也不懷惡意的幹下去。
但足以破滅這運動的持續的危機，在目下就有三樣：一是日夜偏注於表麵的宣傳，鄙棄他事；二是對同類太操切，稍有不合，便呼之為國賊，為洋奴；三是有許多巧人，反利用機會，來獵取自己目前的利益。
上海的英國捕頭殘殺市民之後，我們就大驚憤，大嚷道：偽文明人的真麵目顯露了！那麼，足見以前還以為他們有些真文明。然而中國有槍階級的焚掠平民，屠殺平民，卻向來不很有人抗議。莫非因為動手的是“國貨”，所以連殘殺也得歡迎；還是我們原是真野蠻，所以自己殺幾個自家人就不足為奇呢？
自家相殺和為異族所殺當然有些不同。譬如一個人，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心平氣和，被別人打了，就非常氣忿。但一個人而至於乏到自己打嘴巴，也就很難免為別人所打，如果世界上“打”的事實還沒有消除。
我敢於說，中國人中，仇視那真誠的青年的眼光，有的比英國或日本人還凶險。為“排貨”複仇的，倒不一定是外國人！
外國人的知道我們，常比我們自己知道得更清楚。試舉一個極近便的例，則中國人自編的《北京指南》，還是日本人做的《北京》精確！
（《華蓋集忽然想到（十至十一）》）
我們的乏的古人想了幾千年，得到一個製馭別人的巧法：可壓服的將他壓服，否則將他抬高。而抬高也就是一種壓服的手段，常常微微示意說，你應該這樣，倘不，我要將你摔下來了。求人尊敬的可憐蟲於是默默地坐著；但偶然也放開喉嚨道“有利必有弊呀！”“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呀！”“猗歟休哉呀！”聽眾遂亦同聲讚歎道，“對呀對呀，可敬極了呀！”這樣的互相敷衍下去，自己以為有趣。
（《華蓋集我的“籍”和“係”》）
現在的強弱之分固然在有無槍炮，但尤其是在拿槍炮的人。假使這國民是卑怯的，即縱有槍炮，也隻能殺戮無槍炮者，倘敵手也有，勝敗便在不可知之數了。這時候才見真強弱。
我們弓箭是能自己製造的，然而敗於金，敗於元，敗於清。記得宋人的一部雜記裏記有市井間的諧謔，將金人和宋人的事物來比較。譬如問金人有箭，宋有什麼？則答道，“有鎖子甲”。又問金有四太子，宋有何人？則答道，“有嶽少保”。臨末問，金人有狼牙棒（打人腦袋的武器），宋有什麼？卻答道，“有天靈蓋”！
愛國之士又說，中國人是愛和平的。但我殊不解既愛和平，何以國內連年打仗？或者這話應該修正：中國人對外國人是愛和平的。
我們仔細查察自己，不再說誑的時候應該到來了，一到不再自欺欺人的時候，也就是到了看見希望的萌芽的時候。我不以為自承無力，是比自誇愛和平更其恥辱。
誰說中國人不善於改變呢？每一新的事物進來，起初雖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會改變。不過並非將自己變得合於新事物，乃是將新事物變得合於自己而已。
佛教初來時便大被排斥，一到理學先生談禪，和尚做詩的時候，“三教同源”的機運就成熟了。聽說現在悟善社裏的神主已經有了五塊：孔子，老子，釋迦牟尼，耶穌基督，謨哈默德。
中國的老先生們——連二十歲上下的老先生們都算在內——不知怎的總有一種矛盾的意見，就是將女人孩子看得太低，同時又看得太高。婦孺是上不了場麵的；然而一麵又拜才女，捧神童，甚至於還想借此結識一個闊親家，使自己也連類飛黃騰達。什麼木蘭從軍，緹縈救父，更其津津樂道，以顯示自已倒是一個死不掙氣的瘟蟲。對於學生也是一樣，既要他們“莫談國事”，又要他們獨退番兵，退不了，就冷笑他們無用。
倘在教育普及的國度裏，國民十之九是學生；但在中國，自然還是一個特別種類。雖是特別種類，卻究竟是“束發小生”，所以當然不會有三頭六臂的大神力。他們所能做的，也無非是演講，遊行，宣傳之類，正如火花一樣，在民眾的心頭點火，引起他們的光焰來，使國勢有一點轉機。倘若民眾並沒有可燃性，則火花隻能將自身燒完，正如在馬路上焚紙人轎馬，暫時引得幾個人閑看，而終於毫不相幹，那熱鬧至多也不過如“打門”之久。誰也不動，難道“小生”們真能自己來打槍鑄炮，造兵艦，糊飛機，活擒番將，平定番邦麼？所以這“五分熱”是地方病，不是學生病。這已不是學生的恥辱，而是全國民的恥辱了；倘在別的有活力，有生氣的國度裏，現象該不至於如此的。外人不足責，而本國的別的灰冷的民眾，有權者，袖手旁觀者，也都於事後來嘲笑，實在是無恥而且昏庸！
責人太嚴，也正是“五分熱”的一個病源。譬如自已要擇定一種口號——例如不買英日貨——來履行，與其不飲不食的履行七日或痛哭流涕的履行一月，倒不如也看書也履行至五年，或者也看戲也履行至十年，或者也尋異性朋友也履行至五十年，或者也講情話也履行至一百年。記得韓非子曾經教人以競馬的要妙，其一是“不恥最後”。即使慢，馳而不息，縱令落後，縱令失敗，但一定可以達到他所向的目標。
（《華蓋集補白》）
中國的人們，遇見帶有會使自己不安的朕兆的人物，向來就用兩樣法：將他壓下去，或者將他捧起來。
壓下去就用舊習慣和舊道德，或者憑官力，所以孤獨的精神的戰士，雖然為民眾戰鬥，卻往往反為這“所為”而滅亡。到這樣，他們這才安心了。壓不下時，則於是乎捧，以為抬之使高，饜之使足，便可以於己稍稍無害，得以安心。伶俐的人們，自然也有謀利而捧的，如捧闊老，捧戲子，捧總長之類；但在一般粗人，——就是未嚐“讀經”的，則凡有捧的行為的“動機”，大概是不過想免害。即以所奉祀的神道而論，也大抵是凶惡的，火神瘟神不待言，連財神也是蛇呀刺蝟呀似的駭人的畜類；觀音菩薩倒還可愛，然而那是從印度輸入的，並非我們的“國粹”。要而言之：凡有被捧者，十之九不是好東西。
民元革命時候，我在S城，來了一個都督。他雖然也出身綠林大學，未嚐“讀經”（？），但倒是還算顧大局，聽輿論的，可是自紳士以至於庶民，又用了祖傳的捧法群起而捧之了。這個拜會，那個恭維，今天送衣料，明天送翅席，捧得他連自己也忘其所以，結果是漸漸變成老官僚一樣，動手刮地皮。
最奇怪的是北幾省的河道，竟捧得河身比屋頂高得多了。當初自然是防其潰決，所以壅上一點土；殊不料愈壅愈高，一旦潰決，那禍害就更大。於是就“搶堤”咧，“護堤”咧，“嚴防決堤”咧，花色繁多，大家吃苦。如果當初見河水泛濫，不去增堤，卻去挖底，我以為決不至於這樣。
中國人的自討苦吃的根苗在於捧，“自求多福”之道卻在於挖。
中國人不但“不為戎首”，“不為禍始”，甚至於“不為福先”。所以凡事都不容易有改革；前驅和闖將，大抵是誰也怕得做。然而人性豈真能如道家所說的那樣恬淡；欲得的卻多。既然不敢徑取，就隻好用陰謀和手段。以此，人們也就日見其卑怯了，既是“不為最先”，自然也不敢“不恥最後”，所以雖是一大堆群眾，略見危機，便“紛紛作鳥獸散”了。如果偶有幾個不肯退轉，因而受害的，公論家便異口同聲，稱之曰傻子。
所以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吊客；見勝兆則紛紛聚集，見敗兆則紛紛逃亡。戰具比我們精利的歐美人，戰具未必比我們精利的匈奴蒙古滿洲人，都如入無人之境。“土崩瓦解”這四個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
多有“不恥最後”的人的民族，無論什麼事，怕總不會一下子就“土崩瓦解”的，我每看運動會是，常常這樣想：優勝者固然可敬，但那雖然落後而仍非跑至終點不止的競技者，和見了這樣競技者而肅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國將來的脊梁。
我獨不解中國人何以於舊狀況那麼心平氣和，於較新的機運就這麼疾首蹙額；於已成之局那麼委曲求全，於初興之事就這麼求全責備？
智識高超而眼光遠大的先生們開導我們：生下來的倘不是聖賢，豪傑，天才，就不要生；寫出來的倘不是不朽之作，就不要寫；改革的事倘不是一下子就變成極樂世界，或者，至少能給我（！）有更多的好處，就萬萬不要動！……
（《華蓋集這個與那個》）
中國最不值錢的是工人的體力了，其次是咱們的所謂文章，隻有伶俐最值錢。
（《華蓋集並非閑話（三）》）
民眾要看皇帝何在，太妃安否……
先生的信上說：惰性表現的形式不一，而最普通的，第一就是聽天任命，第二就是中庸。我以為這兩種態度的根柢，怕不可僅以惰性了之，其實乃是卑怯。遇見強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這些話來粉飾，聊以自慰。所以中國人倘有權力，看見別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數”作他護符的時候，多是凶殘橫恣，宛然一個暴君，做事並不中庸；待到滿口“中庸”時，乃是勢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時候了。一到全敗，則又有“命運”來做話柄，縱為奴隸，也處之泰然，但又無往而不合於聖道。
（《華蓋集通訊》）
勇者憤怒，抽刃向更強者；怯者憤怒，卻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藥的民族中，一定有許多英雄，專向孩子們瞪眼。這些孱頭們！
孩子們在瞪眼中長大了，又向別的孩子們瞪眼……
（《華蓋集雜感》）
上海的英國捕頭殘殺市民之後，我們就大驚憤，大嚷道：偽文明人的真麵目顯露了！那麼，足見以前還以為他們有些真文明。然而中國有槍階級的焚掠平民，屠殺平民，卻向來不很有人抗議。莫非因為動手的是“國貨”，所以連殘殺也得歡迎；還是我們原是真野蠻，所以自己殺幾個自家人就不足為奇呢？
自家相殺和為異族所殺當然有些不同。譬如一個人，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心平氣和，被別人打了，就非常氣忿。但一個人而至於乏到自己打嘴巴，也就很難免為別人所打，如果世界上“打”的事實還沒有消除。
（《華蓋集忽然想到（十至十一）》）
中國人的對付鬼神，凶惡的是奉承，如瘟神和火神之類，老實一點的就要欺侮，例如對於土地或灶君。待遇皇帝也有類似的意思。君民本是同一民族，亂世時“成則為王敗則為賊”，平常是一個照例做皇帝，許多個照例做平民；兩者之間，思想本沒有什麼大差別。所以皇帝和大臣有“愚民政策”，百姓們也自有其“愚君政策”。
其實利用了他的名位，“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和我那老仆婦的意思和方法都相同，不過一則又要他弱，一則又要他愚。儒家的靠了“聖君”來行道也就是這玩意，因為要“靠”，所以要他威重，位高；因為要便於操縱，所以又要他頗老實，聽話。
（《華蓋集續編談皇帝》）
中國隻任虎狼侵食，誰也不管。管的隻有幾個年青的學生，他們本應該安心讀書的，而時局漂搖得他們安心不下。假如當局者稍有良心，應如何反躬自責，激發一點天良？
然而竟將他們虐殺了！
（《華蓋集續編無花的薔薇之二》）
安岡氏雖然很客氣，在緒言上說，“這樣的也不僅隻支那人，便是在日本，怕也有難於漏網的。”但是，“一測那程度的高下和範圍的廣狹，則即使誇稱為支那的民族性，也毫無應該顧忌的處所，”所以從支那人的我看來，的確不免汗流浹背。隻要看目錄就明白了：一，總說；二，過度置重於體麵和儀容；三，安運命而肯罷休；四，能耐能忍；五，乏同情心多殘忍性；六，個人主義和事大主義；七，過度的儉省和不正的貪財；八，泥虛禮而尚虛文；九，迷信深；十，耽享樂而淫風熾盛。
他似乎很相信Smith的《ChineseCharacteristies》，常常引為典據。這書在他們，二十年前就有譯本，叫作《支那人氣質》；但是支那人的我們卻不大有人留心它。第一章就是Smith說，以為支那人是頗有點做戲氣味的民族，精神略有亢奮，就成了戲子樣，一字一句，一舉手一投足，都裝模裝樣，出於本心的分量，倒還是撐場麵的分量多。這就是因為太重體麵了，總想將自己的體麵弄得十足，所以敢於做出這樣的言語動作來。總而言之，支那人的重要的國民性所成的複合關鍵，便是這“體麵”。
我們試來博觀和內省，便可以知道這話並不過於刻毒。相傳為戲台上的好對聯，是“戲場小天地，天地大戲場”。大家本來看得一切事不過是一出戲，有誰認真的，就是蠢物。但這也並非專由積極的體麵，心有不平而怯於報複，也便以萬事是戲的思想了之。萬事既然是戲，則不平也非真，而不報也非怯了。所以即使路見不平，不能拔刀相助，也還不失其為一個老牌的正人君子。
向來，我總不相信國粹家道德家之類的痛哭流涕是真心，即使眼角上確有珠淚橫流，也須檢查他手巾上可浸著辣椒水或生薑汁。什麼保存國故，什麼振興道德，什麼維持公理，什麼整頓學風……心裏可真是這樣想？一做戲，則前台的架子，總與在後台的麵目不相同。但看客雖然明知是戲，隻要做得像，也仍然能夠為它悲喜，於是這出戲就做下去了；有誰來揭穿的，他們反以為掃興。
……看看中國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們的對於神，宗教，傳統的權威，是“信”和“從”呢，還是“怕”和“利用”？隻要看他們的善於變化，毫無特操，是什麼也不信從的，但總要擺出和內心兩樣的架子來。要尋虛無黨，在中國實在很不少；和俄國的不同的處所，隻在他們這麼想，便這麼說，這麼做，我們的卻雖然這麼想，卻是那麼說，在後台這麼做，到前台又那麼做……。
近年嚐聽到本國人和外國人頌揚中國菜，說是怎樣可口，怎樣衛生，世界上第一，宇宙間第n。但我實在不知道怎樣的是中國菜。我們有幾處是嚼蔥蒜和雜合麵餅，有幾處是用醋，辣椒，醃菜下飯；還有許多人是隻能舐黑鹽，還有許多人是連黑鹽也沒得舐。中外人士以為可口，衛生，第一而第n的，當然不是這些；應該是闊人，上等人所吃的肴饌。但我總覺得不能因為他們這麼吃，便將中國菜考列一等，正如去年雖然出了兩三位“高等華人”，而別的人們也還是“下等”的一般。
一麵製禮作樂，尊孔讀經，“四千年聲明文物之邦”，真是火候恰到好處了，而一麵又坦然地放火殺人，奸淫擄掠，做著雖蠻人對於同族也還不肯做的事……全個中國，就是這樣的一席大宴會！
我以為中國人的食物，應該去掉煮得爛熟，萎靡不振的；也去掉全生，或全活的。應該吃些雖然熟，然而還有些生的帶著鮮血的肉類……。
中國人總不肯研究自己。從小說來看民族性，也就是一個好題目。此外，則道士思想（不是道教，是方士）與曆史上大事件的關係，在現今社會上的勢力；孔教徒怎樣使“聖道”變得和自己的無所不為相宜；戰國遊士說動人主的所謂“利”“害”是怎樣的，和現今的政客有無不同；中國從古到今有多少文字獄；曆來“流言”的製造散布法和效驗等等……可以研究的新方麵實在多。
我們國民的學問，大多數卻實在靠著小說，甚至於還靠著從小說編出來的戲文。雖是崇奉關嶽的大人先生們，倘問他心目中的這兩位“武聖”的儀表，怕總不免是細著眼睛的紅臉大漢和五綹長須的白麵書生，或者還穿著繡金的緞甲，脊梁上還插著四張尖角旗。
近來確是上下同心，提倡著忠孝節義了，新年到廟市上去看年畫，便可以看見許多新製的關於這類美德的圖。然而所畫的古人，卻沒有一個不是先生，小生，老旦，小旦，末，外，花旦……。
（《華蓋集續編馬上支日記》）
中國這樣破壞一切的人還不見有，大約也不會有的，我也並不希望其有。但中國向來有別一種破壞的人，所以我們不去破壞的，便常常受破壞。我們一麵被破壞，一麵修繕著，辛辛苦苦地再過下去。所以我們的生活，便成了一麵受破壞，一麵修補，一麵受破壞，一麵修補的生活了。
中國的文明，就是這樣破壞了又修補，破壞了又修補的疲乏傷殘可憐的東西。……
……我們中國人對於不是自己的東西，或者將不為自己所有的東西，總要破壞了才快活的。……先前我看見記載上說的張獻忠屠戮川民的事，我總想不通他是什麼意思；後來看到別一本書，這才明白了：他原是想做皇帝的，但是李自成先進北京，做了皇帝了；他便要破壞李自成的帝位。怎樣破壞法呢？做皇帝必須有百姓；他殺盡了百姓，皇帝也就誰都做不成了。既無百姓，便無所謂皇帝，於是隻剩了一個李自成，在白地上出醜，宛如學校解散後的校長一般。這雖然是一個可笑的極端的例，但有這一類的思想的，實在並不止張獻忠一個人。
我們總是中國人，我們總要遇見中國事，但我們不是中國式的破壞者，所以我們是過著受破壞了又修補，受破壞了又修補的生活。我們的許多壽命白費了。
（《華蓋集續編記談話》）
久受壓製的人們，被壓製時隻能忍苦，幸而解放了便隻知道作樂，悲壯劇是不能久留在記憶裏的。
（《而已集黃花節的雜感》）
但此後對於中國一部分人們的相貌，我也逐漸感到一種不滿，就是他們每看見不常見的事件或華麗的女人，聽到有些醉心的說話的時候，下巴總要慢慢掛下，將嘴張了開來。這實在不大雅觀；仿佛精神上缺少著一樣什麼機件。……
日本的長穀川如是閑是善於做諷刺文字的。去年我見過他的一本隨筆集，叫作《貓狗人》；其中有一篇就說到中國人的臉。大意是初見中國人，即令人感到較之日本人或西洋人，臉上總欠缺著一點什麼。久而久之，看慣了，便覺得這樣已經盡夠，並不缺少東西；倒是看得西洋人之流的臉上，多餘著一點什麼。這多餘著的東西，他就給它一個不大高妙的名目：獸性。中國人的臉上沒有這個，是人，則加上多餘的東西，即成了下列的算式：
人＋獸性＝西洋人
他借了稱讚中國人，貶斥西洋人，來譏刺日本人的目的，這樣就達到了，自然不必再說這獸性的不見於中國人的臉上，是本來沒有的呢，還是現在已經消除。如果是後來消除的，那麼，是漸漸淨盡而隻剩了人性的呢，還是不過漸漸成了馴順。野牛成為家牛，野豬成為豬，狼成為狗，野性是消失了，但隻足使牧人喜歡，於本身並無好處。人不過是人，不再夾雜著別的東西，當然再好沒有了。倘不得已，我以為還不如帶些獸性，如果合於下列的算式倒是不很有趣的：
人＋家畜性＝某一種人
（《而已集略論中國人的臉》）
無論是何等樣人，一成為猛人，則不問其“猛”之大小，我覺得他的身邊便總有幾個包圍的人們，圍得水泄不透。那結果，在內，是使該猛人逐漸變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趨勢。在外，是使別人所看見的並非該猛人的本相，而是經過了包圍者的曲折而顯現的幻形。至於幻得怎樣，則當視包圍者是三棱鏡呢，還是凸麵或凹麵而異。假如我們能有一種機會，偶然走到一個猛人的近旁，便可以看見這時包圍者的臉麵和言動，和對付別的人們的時候有怎樣地不同。我們在外麵看見一個猛人的親信，謬妄驕恣，很容易以為該猛人所愛的是這樣的人物。殊不知其實是大謬不然的。猛人所看見的他是嬌嫩老實，非常可愛，簡直說話會口吃，談天要臉紅。……
但同時也就發生了胡亂的矯詔和過度的巴結，而晦氣的人物呀，刊物呀，植物呀，礦物呀，則於是乎遭災。但猛人大抵是不知道的。凡知道一點北京掌故的，該還記得袁世凱做皇帝時候的事罷。要看日報，包圍者連報紙都會特印了給他看，民意全部擁戴，輿論一致讚成。直要待到蔡鬆坡雲南起義，這才阿呀一聲，連一連吃了二十多個饅頭都自己不知道。但這一出戲也就閉幕，袁公的龍馭上賓於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