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你可知道，在香港有一個遊覽地，名叫宋城，它的城門、城牆、街巷、店鋪、樓台、亭榭……完全是宋代的風格，而城中所居住的各種各樣的人，仕、農、工、商，都穿著宋代人的服裝，茶社裏，茶博士（即服務員）提著長嘴銅壺，穿行在桌幾之間；酒樓上，酒保唱諾（打招呼），一口氣報出顧客所需的酒、菜的名稱及數量。忽然你聽見了喧天的鼓樂之聲，五彩繽紛的長隊之間，搖晃著一頂華貴的紅轎，轎夫穿著屬於古代“轎行”的職業服裝，喜氣洋洋，啊，是娶親的隊伍過來了。不一會，在街市那一頭，傳來了宏重的鑼聲，接著出現了“回避”、“肅靜”的木牌，衙役們簇擁著一頂官轎，威嚴地走過來，頓時街市一片肅穆。假如你再往城中各處遊遊，你會看到熱熱鬧鬧的廟會，流光溢彩的集市，賣膏藥的江湖藝人，擎著布招（白布上寫著招攬顧客的字句）的算命先生，小案上擺著“文王八卦”的卦攤……就在這一個特定的空間和時間裏，你猛然與現代生活的胚體脫離，而成了一個宋代的子民，你會捫心自問：這是北宋的汴州呢？還是南宋偏安一隅的杭州？或者你可以手執名帖（名片）去拜訪大散文家歐陽修，你可以去找蘇東坡、秦觀等一些著名的人物談一談詩文……
宋城在旅遊的文化層麵上，成了一個曆史凝固的特殊視點，盡管是人工所致，但它造就了一個屬於“宋代”的氛圍，這氛圍由建築物、服飾、語言、風俗嚴密地組成，使你產生錯覺，身曆其境而不由自主。當你走出宋城，回到現代生活的漩流裏，你回首眺望，才會悟出那一段曆史離現實已經非常遙遠，這種審美心理上巨大的落差，以及所帶來的快意，會給你留下極深刻的印象。
在名城杭州舉辦過阮公墩仿古夜遊，當暮色四合，樓閣漸隱，天上升起一彎淡月，兩、三點星光一閃一閃地眨著眼睛，這時你會看見在島中高矗一杆大旗，在風中輕輕拂動；在登船的碼頭邊，四盞玉柵大泡燈燦爛奪目，島四周設四盞蓮花座石龕燈，大廳內設一杆仿古九枝燈。在碼頭上，站著一個穿著古代更衣的更夫。可以租借各式各樣的古代服裝，以“古人”的身份參加這個古香古色的夜遊。當你聽著陌生的梆聲，聽著清亮的報時聲，新局麵不會想起腕子上還有一塊“夜光表”！
在我們遼闊的大地上，有多少名山大川？有多少名城名樓？有多少古代的驛站和戰場？有多少名人的誕生地和棲息地？盡管久經歲月風雨的剝蝕，數曆刀兵水火、地理變遷，城牆幾毀幾立，樓閣幾增幾減，驛站成了立交橋的基點，古戰場長起了茂密的莊稼……但是，曆史總不能抹去它的全部遺跡，依舊可以感受到那種氛圍的朦朧的存在，特別是世代生息於此的“人”，作為文化的載體，在習俗、語言、傳說、信仰、經濟形態上，總是承載著不可磨滅的印記，走在無始無終的生命行列裏。當你在旅遊中和這些名勝地的人驟然相逢時，你會真實地感受到“曆史”的活力。
漢代著名的曆史學家、文學家司馬遷，他寫過一部輝煌的紀傳體曆史著作《史記》，這部書被魯迅先生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史記》是一部上下三千年的古代通史，一些久已消泯的曆史人物，在司馬遷的筆下栩栩如生，這些人物所具有的文化背景曆曆在目，這是很為曆代人所欽佩的，其中的奧妙在哪裏？司馬遷不但博學多才，文思敏捷，而且非常注意實地考察，采集鮮活的資料，從二十歲起就開始了他的旅遊生活，一直到繼承父職任太守令，前後有近二十年的周遊天下的壯舉，為寫作《史記》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他到了湖南的汩羅江畔，站在愛國詩人屈原投水自沉的地方，水風生涼，濤聲如訴，他似乎感受到了屈原內心的悲憤；他默默地背誦屈原的名篇《離騷》，為屈原的愛國情操所激動。接著司馬遷開始了實地采訪，士子、樵夫、老農都是他的采訪對象，記錄了許多關於屈原的具有史料性的傳聞，而這些可貴的資料在書籍中或被淹沒，或說得含糊不清，卻與汨羅江山水同在。司馬遷真切地體驗了屈原自沉前後的文化氛圍，為《屈原列傳》的寫作找到了曆史的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