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這裏所說的四種虛榮心，指的是當代中國詩歌中普遍存在的，渴望用某種姿態進入詩歌史的虛榮心。並且，中國當代詩人因不同的格格不入的虛榮心，構成了傾軋、分野，進而演變成不同的、故步自封的宗派。
最有代表性的應該是以下四種：政治虛榮心、先鋒虛榮心、文化虛榮心和技術虛榮心。
我不認為有這些虛榮心是壞事，也不認為完全沒有這些虛榮心的寫作就是更純粹的寫作。相反，正因為擁有這樣的虛榮心和由此帶來的詩歌史野心，才使得一些詩人的寫作，具備了強烈的文化意誌和個人辨識度，使他們不僅僅成為一般意義上的好詩人，更成為特定曆史階段的重要詩人。我本人亦是如此。
但虛榮心和野心帶來的詩學偏執，很容易變成對詩歌的傷害。詩人們囿於自身的固執、狹隘和偏見，將虛榮心膨脹為寫作的唯一真理，凡“非我族類”皆視為歧途，使得原本隻是附著在詩歌上的虛榮心變成了執念。這種強烈的外在執念，壓倒詩歌本身，形成負麵吞噬，令有才華的詩人在寫作上無法寸進，甚至不斷倒退。
同時，虛榮心背後的文化理念會產生“光暈”——一種強烈意誌形成的吸附效應。每一個攜帶虛榮心的相對重要的詩人背後，都有大群意誌薄弱的年輕或不年輕的追隨者，造成越來越多的群體式詩歌對峙。這種對峙、爭論、不服氣，本身並非壞事，在初期，構成了理念的交鋒式溝通，甚至構成了一種激進的繁榮。但對峙並非建築於高水平的詩歌理念之上，而是建築於低水平的偏狹執念之上，建築於非此即彼、二元對立的荒謬立場之上，建築於因為自身的文化欠缺而帶來的文化自卑，又因為要掩飾文化自卑而一味拚命強化自身是唯一合法、唯一真理的內在動機上。久之，在低水平對峙中，每個群體都給自己罩上厚厚的烏龜殼，故步自封，坐井觀天。
近十多年來，這種狀況對當代詩歌的發展損耗很大。漢語詩歌始終無法建立起正常的詩人與詩人交流和溝通的最低標準，無法建立起碼的共識。不絕於耳的各種爭吵，大部分與詩歌關聯不大，吵的都是外在的主義。
每一種虛榮，都有一條非常容易進入的歧途。
政治虛榮心最大的歧途，便是使詩歌淪為意識形態對抗的工具。存天理，滅人性，用強大的政治、道德武裝自己，而在事實上，放逐了詩歌本身。政治正確的嘴臉，由政治正確所帶來的二元對立的嘴臉，以社會道德良知作為寫作合法性的嘴臉，本就是詩歌的天敵。這種歧途，進一步導致詩人內心的幹燥，越社會化就越取消自我，越正確就越偏離詩歌。
政治虛榮心在中國詩人的內心中根植甚深，來源大致有三。
一是中國人從小接受的詩歌教育本身就有這種傾向。對“詩言誌”的理解，對批判現實主義的推崇等，都起到了某種心理暗示作用。中國的讀者，喜歡要求詩人充當良知的代言者，充當意識形態反抗的主體，根源恐怕也在這裏。
二是中國當代詩歌發端的時代關係。當代詩歌發端於20世紀60～70年代，空氣中都充斥著意識形態荷爾蒙的時代；發端於食指、北島；發端於帶有意識形態對抗意味的“朦朧詩”。在那個特殊的時代，詩人充當了思想的先驅，詩歌天生就具備的獨立、自由的意誌，無意間迎合了整個時代的心理需求。這是一個浪漫的巧合，是詩歌與那個時代的必然，而不構成詩歌與所有時代的必然。“朦朧詩”的傳奇效應，時代賦予詩歌的英雄主義色彩，誘惑了很多年輕的詩人，政治虛榮心甚至是很多人開始寫作的唯一因素，意識形態對抗使得詩人淩駕於詩歌之上。這種畸形的英雄主義自我實現方式，這種渴望充當時代的喇叭、思想的吹鼓手的虛妄念頭，被後來的很多詩人警惕和反抗，並逐漸形成共識。
以政治虛榮心為寫作依據的思潮，本來已經煙消雲散，但在近年又有卷土重來之勢。這種反複，根源是詩歌的邊緣化。社會越來越功利，越來越以“實用”作為唯一標準，人們對詩歌的質疑和妖魔化就越劇烈。“寫詩有什麼用？”詩歌原本就不是以有用無用為標準，它是精神、生命、經驗、意誌、語言、美學等共同作用下的結晶體，追求的是永恒的價值。但這種價值無法清晰、簡單地傳達給大眾。麵對大眾振振有詞的一問，詩人隻好攤開雙手：是，沒用，但我們願意，可以嗎？詩人放棄了闡釋詩歌的機會，大眾獲得了評價詩歌的權力，對詩人提出了要求，要求詩人像他們接受過的詩歌教育裏的樣子，成為良知和道德的展現者，要求詩歌重新變得有用。在新世紀，互聯網越發普及，中國人的表達欲望、言說欲望越來越強烈，對社會發言的“公共知識分子”身份滿足著很多文人的英雄主義夢想，他們也確實備受關注。在互聯網上，各種政治正確的堅定言論飽受追捧，搖滾歌手、媒體人、專欄作家、博客寫手、大學教授、作家、商人……都搖身一變，成為“公共知識分子”，並且仿佛隻要成為“公共知識分子”，就獲得了某種文化上的道德優越感。對很多年輕時就胸懷英雄夢和時代先知夢的詩人來說，這構成了刺激。前一分鍾他們被放逐，後一分鍾他們上網，他們渴望重新回到焦點，重新變得有用。一方麵是詩人被時代和大眾放逐的焦慮，一方麵是大眾對詩人站出來鼓吹良知和成為道德代言人的淺薄需求。帶著投機的欲望，不少詩人的政治虛榮心開始在寫作中上升。
我並不反對有限度的政治虛榮心，我自己也是一個願意對時代和社會保持敏感、保持關注，乃至隨時以寫作介入的詩人。但在這樣的寫作中，詩歌應該大於政治虛榮心，政治虛榮心應該對詩歌起到正向作用。殘酷的是，我看到很多詩人以取消詩歌本身的規律為代價，口幹舌燥、聲嘶力竭地殺了過去。空洞的良知，乏味的道德，假大空的政治正確，非此即彼的反抗，陳詞濫調的囁嚅，幾乎取消了詩歌的一切幽微、敏感、濕潤。
先鋒虛榮心的歧途在於，因自身的淺陋狹隘，一味把先鋒置換成反文化，繼而更鄙陋地置換成以沒文化為榮，展示自己沒文化。被刻意放大的沒文化虛榮心和被刻意放大的文化虛榮心，是一枚硬幣的正反麵，前者通常以流氓無產者的姿態出現，後者通常以飽學的文化貴族姿態出現，本質都是基於對文化的臣服和自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