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留學的生活，確實為青年魯迅打開了一個新的知識和思想的天地。他深深地為“摩羅詩人的著作所吸引，又被鼓吹破壞、反抗庸俗、提倡個性解放、重視主觀意誌的哲學思想所震動。簡言之，那就是他醉心的與“摩羅派文學家思想相近、或有某些相通的哲學家的著作，即哲學界的“摩羅派。
所謂“神思宗之至新者，便指的是這一派哲學家。所謂“神思宗，指的是十九世紀初葉以黑格爾為代表的哲學流派；而“神思宗之至新者是指思想上源於黑格爾一派哲學，但又有更大膽發展的盛行於十九世紀末葉到二十世紀初的，以尼采、叔本華、斯蒂納等人為代表的主觀意力至上的唯意誌、唯我論哲學派別。魯迅在日本期間，所讀的也主要是這些哲學家的著作。能使他心神俱往，似乎可以糾正人類精神和社會之弊端，能夠使中國精神為之刷新的，也正是這些哲學家的思想。在魯迅心目中，他們的思想才是符合曆史和中國國情的思想，也是最有效的批判的武器。
一九〇七年，魯迅寫下了《文化偏至論》一文，發表於一九〇八年《河南》月刊第七號。在文中，魯迅介紹了“神思新宗哲學家的思想，分析了這些思想在文明史上產生的背景及其價值，並針對當時中國“強兵富國，鼓吹“立憲國會而不注重精神、個性張揚的現實，提出了自己的獨特看法。這雖然是一篇哲學論文，但對於了解青年魯迅的思想，掌握他學習西方的邏輯出發點，認識他讀書情況以及他如何從書本中吸收自己認同的思想，都是至關重要的；尤其是要窺測他在日本期間所讀哲學書的情況，已是最難能可貴的第一手資料。
在當時，魯迅最傾心的是尼采的哲學，所以文中他重點也放在了尼采身上。
尼采（1844—1900），德國哲學家，其哲學的核心是唯意誌論和超人哲學。他認為個人的權力意誌是創造一切、決定一切的根本動力，“超人是人進化的頂點，曆史和文化的創造者。這種思想比黑格爾英雄創造曆史並體現“絕對觀念的思想走得更遠。尼采的主要活動時間是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他不斷著書立說，然而，他異常寂寞。學說沒人理解，著作幾乎無人問津，默默無聞，極受冷遇。這種狀況使他絕望，他隻好寄希望於未來的人：“我是為現在還不存在的一種人寫作，為世界的主人寫作。在絕望之中，終於抑鬱造成神智失常直至死去。到了九十年代，尼采漸為世人所重視，到兩個世紀之交，尼采學說風靡全球，就在這時，他的著作，飛過大洋，來到了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在這裏廣泛傳播，魯迅接觸尼采著作，醉心於他的驚世駭俗的、大膽新鮮的哲學就是在這一時期。
對某一思想的接受取決於接受主體的選擇，而這種選擇也不是隨心所欲興之所至的無目的的盲目衝動，而是植根於接受者自身思想的需要，或者說，是接受主體所處的民族、社會和國家的需要。當然，這種認定是接受者的主觀認定，也許符合社會和民族、國家的實際，也許不相符合。魯迅接受尼采等人的思想，從“神思新宗哲學家的著作中獲取振衰起弊的思想，在一定意義上講，是他對資本主義在十九世紀發展帶來的某種片麵極端性認識的結果，也是他對當時中國社會現實認識的產物。不管這種認識是否準確，甚或偏頗，但都是具有一定意義的。
在魯迅看來，十九世紀的西方，有兩大弊端，一是誇大多數人的作用，而否定了個人尤其是極富創造性的天才個人的價值；二是物質文明的偏至，形成了個人內心主觀精神的衰退，意誌屈從了物欲。於是，他從“非物質、重個人出發，以“掊物質而張靈明的邏輯立場，重點吸收了尼采等人的強調個人價值、重視主觀精神強大的思想，以不同流俗、反抗破壞現實的勇氣，以“改革為胎、反抗為本的目的，向現實發出挑戰，發出了以立人為本的呼籲和呐喊。
從文明史的發展過程的記載，魯迅對十九世紀歐洲的精神與物質文明的成就有著清楚而深刻的認識：而物反於窮，民意遂動，革命於是見於英、繼起於美，複次則大起於法朗西，掃蕩門第，平一尊卑，政治之權，主以百姓，平等自由之念，社會民主之思，彌漫於人心。流風至今，則凡社會政治經濟上一切權利，義必悉公諸人，而風俗習慣道德宗教趣味好尚言語及其他為作，俱欲去上下賢不肖之閑，以大歸乎無差別。同是者是，獨是者非，以多數臨天下而暴獨特者，實十九世紀大潮之一派，且曼衍入今而未有既者也。更舉其他，則物質文明之進步是已。當舊教盛時，威力絕世，學者有見，大率默然，其有毅然表白於眾者，每每獲囚戮之禍。遞教力墮地，思想自由，凡百學術之事，勃焉興起，學理為用，實益遂生，故至十九世紀，而物質文明之盛，直傲睨前此二千餘年之業績。數其著者，乃有棉鐵石炭之屬，產生倍舊，應用多方，施之戰鬥製造交通，無不功越於往日；為汽為電，鹹聽指揮，世界之情狀頓更，人民之事業益利。久食其賜，信乃彌堅，漸而奉為圭臬，視若一切存在之本根，且將以之範圍精神界所有事，現實生活，膠不可移，惟此是尊，惟此是尚，此又十九世紀大潮之一派，且曼衍入今而未有既者也。魯迅的認識是有一定意義的。他看到了民主自由平等思想的社會價值，但又認識到了在這樣的社會中“凡個人者，即社會之一分子，夷隆實陷，是為指歸，使天下人人歸於一致，社會之內，蕩無高卑。此其為理想誠美矣，顧於個人特殊之性，視之蔑如，既不加之別分，且欲致之滅絕。……人群之內，明哲非多，傖俗橫行，浩不可禦，風潮剝蝕，全體以淪於凡庸的極端傾向，即對少數握有真理或有創造性者的可能扼殺。他看到了西方工業革命後物質文明的巨大成就及其對人類帶來的實利；可物欲橫流過度，即魯迅所說的如下狀況“崇奉逾度，傾向偏趨，……諸凡事物，無不質化，靈明日夜虧蝕，旨趣流於平庸，人惟客觀之物質世界是趨，而主觀之內麵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內，取其質，遺其神，林林眾生，物欲來蔽，社會憔悴，進步以停，於是一切詐偽罪惡，蔑弗乘之而萌，使性靈之光，愈益就於黯淡：十九世紀文明一麵之通弊，蓋如此矣這確實使精神文明遭到衝擊，也帶來了相當大的負麵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