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頂風作案”的結果是，好景不長。溫州人一把刀，一把剪，一個彈棉弓以四海為家闖天下，本是以防餓死的下下策，無意間挑釁了政治神經——全國人民都在朝八晚五，老老實實地上班，唯有溫州人東流西竄地去賺錢，就是“資本主義的黑線”。
1981年的7月，台風夾著大潮席卷溫州城，暴雨成災，海水高潮位頂托，內河和水庫的水位均超過警戒線。這個夏天，大半個溫州城在狂風與瓢潑大雨的肆虐下損失慘重。
這場毫無預示的台風，就如同“突然變臉”的改革局勢一般。1981年初，國務院兩次發出緊急文件“打擊投機倒把”。
1月7日，國務院發布《加強市場管理、打擊投機倒把和走私活動的指示》，明文規定“個人(包括私人合夥)未經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批準，不準販賣工業品”、“農村社隊集體，可以販運本社隊和附近社隊完成國家收購任務和履行議購合同後多餘的、國家不收購的二、三類農副產品。不準販賣一類農產品”、“不允許私人購買汽車、拖拉機、機動船等大型運輸工具從事販運”。
在1月30日，國務院再次發文《關於調整農村社、隊企業工商稅收負擔的若幹規定》，“為限製同大中型先進企業爭原料，將社、隊企業在開辦初期免征工商稅和工商所得稅二至三年的規定，改為根據不同情況區別對待……凡同大的先進企業爭原料，盈利較多的社、隊企業，不論是新辦或原有企業，一律照章征收工商所得稅”。
文件內容很快被《人民日報》等各大媒體頭版頭條刊登報道，“打擊投機倒把”成為當年的經濟工作重心。這場風暴從北京刮到溫州，刮到全國各地，一直持續了好幾個年頭。
1982年初，中央下發打擊經濟領域犯罪活動的緊急通知，“投機倒把罪”讓市場經濟的“弄潮之地”——溫州聞之色變。走在“風口浪尖”的人物，被列為“投機倒把”的重點打擊對象，隨之而來的是震驚全國的溫州“八大王”事件。
柳市首富、“五金大王”胡金林幸運地接到鎮幹部的暗中放信，“不行啦，要下大雨啦！”機警的胡金林立即感到大事不妙，於是揣著早就準備好的500斤糧票、2000元現金和各種證件，倉皇而逃，躲過了呼嘯的警車，也丟下了朝夕相伴的妻子。
為了躲避樂清縣向全國發出的通緝令，胡金林在浙南山區、東北深山老林躲躲藏藏。兩年後溜回家中的胡金林在重刑犯的監牢裏坐了兩個月後被無罪釋放。20年後的今天，當年柳市的電器大王，如今成為柬埔寨的“水電大王”，成為柬埔寨溫州同鄉會會長。
當時的“電器大王”鄭元忠卻沒有那麼幸運。
據鄭元忠回憶說：“1982年6月17日淩晨正在熟睡時，柳市派出所、工商局30多人帶著手槍、手銬衝進我家，把我從床上拉下來帶走，然後在柳市鎮工商所對我進行審查。我拒不承認‘投機倒把’罪行，也不願意寫檢討材料。爭執中，我把墨水瓶摔到牆上，對方氣呼呼地走了。我就趁機溜回家，拿了七八千元現金，從水路逃出了柳市。”1983年10月20日晚，也就是鄭元忠潛回家中的第五日，被破門而入的警察抓獲。第二天，他被反銬雙手，身上還綁著麻繩，遊街般從柳市派出所押到汽車站，再投入樂清縣看守所，和一批重刑嫌疑犯關押在一起。
兩年後，“八大王”平反，鄭元忠東山再起，成立了精益集團，之後又聯合組建了莊吉集團。
受盡苦難的“八大王”的故事，是溫州經濟飽經風霜的縮影。這片中國民營經濟萌芽最早的土壤，紛爭始終不斷。每一次“主義”的交鋒對決，每一次“風潮”的席卷而來，溫州都是首當其衝，成為傷痕累累的“風暴眼”。
與“八大王”事件同時的還有“樂清登山鞋廠”事件。
溫州樂清縣二輕局發展集體經濟，下設有一個皮革廠，生產豬皮鞋，因為工藝差、質量劣、價格高，狀況並不好。“文化大革命”期間，登山鞋廠更是停止了生產。1976年，二輕局重新組織人員，全國跑供銷，進行來料、來樣加工。1978年，皮革廠接到上海一家外貿單位的大訂單，成功生產了一批苧麻底的登山鞋。
登山鞋一投入市場，大受歡迎，工廠擴大生產迫在眉睫。於是二輕局將樂清縣的社隊企業和部分家庭作坊組織起來，形成個體、集體的合作社。隨著樂清登山鞋的聲名鵲起，質疑的聲音也隨著而來。1982年，在“打擊投機倒把”之風襲擊下，登山鞋場停產，樂清縣領導幹部全體“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