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的“炒”價擾亂市場的行為，都是後來的故事。
2000年前在山西開礦的溫州人基本上都是技術人員，都是以開采經營為目的。2000年，國內煤炭市場好轉，煤炭價格飆漲。原來那些一直虧本經營的礦井一時之間身價攀升，200萬元的煤井升值到5億元。正是因為這種無心之中爆發的故事的現實存在，才吸引了一大批溫州投資客開始進入山西煤炭行業。溫州人有錢，有魄力，兩年後，山西煤礦成為溫州資本重要的集散地，當時盛傳：“溫州資本一度掌控了山西60%的小煤礦，年產煤炭8000萬噸，占山西省煤炭總產量的1/5、全國的1/20。”
這時，山西省出台各種吸引民間資本開發小煤礦的措施，政府以破產拍賣的形式吸引投資，灰色交易也不乏其中，於是溫州資本更是趁機而入有恃無恐。2004年開始，“炒煤團”的稱號開始出現。
相關數據顯示，2005年到2006年兩年間，僅平陽縣水頭鎮進入山西投資煤炭的資金就在300億元以上，在山西估計有500多座溫州人投資的小煤礦，總投資在500億元以上。當時人口超過30萬的平陽縣水頭鎮，流傳著這樣的說法：“每10個水頭人就有8個搭股在山西煤礦裏。”
據當時的煤老板回憶：“在煤礦投資最輝煌時期，許多煤老板可以說每天都沉浸在數錢的喜悅中，那錢都不知道是怎麼賺過來的。隨著工業發展和一座座煤電企業的建成，作為緊俏貨的煤炭一直不愁賣，經常是煤炭還在礦井裏，錢都已經到賬了。”
更多的煤礦則是在“擊鼓傳花”式的買進賣出中，從300萬元，被炒到500萬元，而後一路飆升，上漲幾千萬、上億元甚至數億元。
以投資之心進入的煤礦主，並不懂得管理與技術，更忽視生產安全。多年來頻繁不斷的安全事故，為國家相關整頓措施出台的直接原因。
2009年3月，一場煤炭市場上的“國進民退”的調整橫空而出，完全讓溫州炒房客措手不及：山西省國土資源廳出台《關於煤礦企業兼並重組所涉及資源權價處置辦法》，規定山西省境內的小煤礦將由大型國有煤炭企業進行全麵的整合重組。
幾乎所有溫州人開采的煤礦都屬重組之列，麵臨溫商的隻有政府和國企的相關補償。而這筆補償，與當初溫州炒煤團的500多個億的投資相比，簡直是微不足道。平陽水頭鎮的人們，因為這場變故，背負著沉重的債務回到家鄉。
1998年，《溫州晚報》大篇幅報道了女石油大王王榮森的故事。一批批溫州人帶著大筆資金遠赴有著豐富石油儲存的陝西、新疆。
2005年，新疆，溫州人手中已經擁有120口油井的控製權。120口油田，則意味著總計超過50萬的溫州資本，其中包括18億元以上的收購資金，以及30多億的後續加工設備投資額。甚至有更大的“油井投資聯盟”準備開進新疆。與石油開采相關的上下遊企業，都有溫州人在投資，如經營加油站、成品油買賣、煉油廠等。
2004年，國際油價上浮。陝西的油商林正平表示利潤可觀：“陝北油藏較淺，平均不到1000米，打一口井一般隻需10多天，投資約50萬元。按一口產量中等的油井每天出油2噸、每噸原油1500元計，每天收入達3000元，一年的產值就是投資額的2倍。除去開支，每年利潤至少有50多萬元。而新疆的油井與陝北相比，儲量與油質都更佳。”
大部分的溫商擁有的是小產量的油井，並且都是由擁有石油勘探和開采權的當地企業轉讓。雙方是掛靠與被掛靠關係，溫商向當地企業“上交”一定量的石油或者現金，剩餘的石油產量則歸溫商所有。
多年來，雖然外界對溫州油商議論紛紛，雖然石油領域往往被視為民資的“禁區”，但實際上，在新疆從事采油的商人從沒有受到任何的管製，甚至一路綠燈打開。最終禁區獲得了政策上的突破，越來越多的企業進入《石油、成品油非國營貿易進口經營備案企業名單》。
相比之下，進軍陝西的油商則沒那麼幸運。2003年，“陝北油田案”發生，所有的溫州油田投資商感到驚慌不安。靖北縣政府一聲令下，幾千口民營油井收歸國有，雙方在油井價值評估上未達成一致，油商損失慘重。之後的維權之路讓事件更添悲劇色彩。
有色金屬礦產，曆來也是溫商的投資熱門。
2005年，霸力集團王躍進南下廣西，到盛產稀土、大理石的賀州成立礦業有限公司，2000萬元接手無以為繼的老礦區。麵對采訪的媒體，他毫不掩飾自己的雄心：“這裏礦石成品價格低廉，常用的大理石與溫州相差20來倍，存在巨大的市場空間。”他又先後花費5000萬元拿下當地三家礦山探礦權，躊躇滿誌。毫無經驗、不懂管理的王躍進卻固執地堅守采礦，甚至不惜涉嫌非法開采。2007年，全球礦產價格下滑，霸力礦業入不敷出，資金鏈幾近繃斷。溫州本土的鞋業也無以為繼，一度出現“以貨抵債”，抵價60元一雙鞋子，鞋料采購一直“打白條”，欠下大約700萬元的貨款。威震一時的霸力集團元氣大傷，直至最終無力回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