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升值後，彙率變動也加大。而往往一筆跨國貿易，到賬期限基本是在兩三個月，而這樣一段長的時間，彙率的變化已經足夠大。人民幣升值，中方企業受損；人民幣貶值，外傷受損。在當時的情況之下，作為生產廠家，溫企原本就少得可憐的利益更是難以保障。
有一定實力的企業會與外商進行談判，相互約定共同承擔彙率風險，然而“談判成本越來越高，周期越來越長，那些資金斷區、產品競爭力小的企業，還未能進入談判環節，就會被內部資金、管理等問題纏住。”
2007年7月1日開始，我國出口退稅率調整，服裝、鞋帽等的出口退稅率由13%調整至11%，粘膠纖維由11%調整至5%。還有眾多原本退稅13%的產品，直接降到5%。
在這次退稅調整中，鞋類產品的出口額占到了調低退稅率產品總出口額的40%左右，溫州鞋企受到的影響可想而知。還有專業人士推算出，“出口退稅率每下降一個百分點，紡織行業的營業利潤就下降約4%”，2006年全國紡織行業的平均利潤隻有3%，剩下一成的平均利潤，供企業苦苦維持，掙紮在零利潤的邊緣。
直到2008年8月1日，為重振溫州民企的信心和活力，國家財政部、稅務總局明確部分紡織品、服裝的出口退稅率由11%提高到13%，“相當於溫州企業可以節省成本2億元”。但在此之前，已有眾多的企業破產倒閉。
通貨膨脹原材料成本上升，人力成本增加，人民幣升值，出口退稅下調，都利劍一般狠狠地刺向溫州中小企業脆弱的軀體。有為數不多的堅強者毅然前行，而更多的庸庸之眾則泯然退出。溫州製造繁華的表麵終於傷痕累累，血跡斑斑，溫州模式步入了一個新的穀底。
深陷2008樓市泥潭
在國外金融危機、國內通貨膨脹的雙重壓力下，國家終於對2008年的樓市進行宏觀調控。從緊的貨幣政策，無論是從事實業還是投資的溫商，都感到前所未有的緊張。
銀行貸款的收緊，導致民間借貸利率的上漲。2008年，溫州民間借貸的月利息基本都達到了10%。在此之前，溫州的民間借貸主要是短期的借貸，高利率的民間借貸對於實業生產而言主要是應急，“訂單來了，借錢購買原材料，生產出售後，可能半個月就把錢還了”，而在2008年，各種成本上漲之後，眾多企業連正常生產的資金都出現短缺，依靠民間借貸來維持生產，是不現實的，也是異常危險的。
對於房產投資者而言，銀根收緊更無異於釜底抽薪。
眼看著身邊越來越多的人因炒房而暴發，溫州瑞安挖沙的農民——許同從2005年開始成為一名炒房客。在小試身手之後，許同把更多的同鄉帶入到炒房隊伍中。2007年年初，許同在北京美景東方以9900元的單價購買了6套房子，半年後，他以14 000元的單價出手，這種暴利讓他感到異常亢奮，於是愈戰愈勇，胃口大開。
2008年8月，許同在手握9套房的同時，又先後買進20套房。豈料宏觀調控突然來襲，保障住房、二套房貸、貨幣從緊，如同一道道緊箍咒，令許同感到窒息。在一場市場的接力中，許同奮勇向前，豈料遊戲戛然而止，自己拿到的最後一棒，無法脫手。不僅原有的本金以及之前所有的盈利都砸在裏麵，而且還包括通過民間信貸挪借的資金，還要背負高額的利息，“一天就有整整3萬”。
但許同並不甘心，不想降價拋售，更不願提前退場。
還有更多的溫州人同樣深陷泥潭無法自拔。2008年6月，上海古北豪宅開盤，溫州人組團前往，占到購房者的80%～90%。之後，樓市調控升級，銀根迅速收緊，大部分的按揭貸款都沒有獲批。後來，樓盤開發商以“拖延付款”為由，向百多名溫州炒房客提起了訴訟，索賠1億元“違約金”。溫州炒房團被套成了毫無爭議的事實。
2007年底，新一輪宏觀調控剛開始時，一名資深的溫州“炒房客”——王浩在上海投資有63套房產，剛開始王浩咬著牙硬撐，與開發商結成攻守同盟，他們相信總有“救市”的政策出台。2008年10月，一個個利空消息傳來，王浩感到天都要塌了下來：“我們家族開始把所有的存量房掛牌，不惜降價也要在春節之前全部出手，我們是覺得這個攻守同盟快頂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