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萬億投資”計劃伊始的2009年，企業迎來一次“發展的春天”。當時，大大小小的銀行，主動找企業放貸。2008年前後，溫州企業迎來了一次擴大生產、多元轉型的集中期。
尤其突出的是，前期需要大投入的新能源光伏產業迅速發展起來，最終導致了產能過剩。有不少從事傳統製造業的溫州企業，把光伏轉為了企業轉型的最佳寄托，如溫州最大的眼鏡製造商信泰集團。
當然，房地產投資也是大多數溫州製造企業不肯放過的投資領域。2010年，溫州百強企業中，有一半的企業涉足房地產，這被媒體形象地稱之為溫州製造業的“地產化生存”。
從銀行拿到大筆貸款，溫州企業馬不停蹄地擴大生產，買地建廠購設備招聘人才，或轉行投資房地產或光伏產業，忙得不亦樂乎。當然，最初的3年，無論是哪一個行業，都屬於投入期。2011年，就在回報在望之時，國家政策大變，銀根收緊。原本殷勤主動放貸的銀行，開始紛紛變臉成強硬的“催款人”。
此時，民間信貸又一次充當了溫州企業的“救命天使”。然而這所謂的“天使”，卻有著無比貪婪的欲望。銀行金融政策越是收緊，民間信貸的利率就越驚人。為了維持擴大後的企業的正常運轉，溫州中小企業別無他法，隻能承受著民間借貸的“壓榨”。一位企業主如是說：“患者已經躺在手術台上了，突然把手術刀拿走，無影燈關掉，患者怎麼辦？這個時候，來個開口要紅包的醫生，能救活你，你給不給錢？隻能給，還得感謝他。”民間信貸就是那索要紅包的主刀醫生。
在銀行催款的同時，溫州民間信貸為中小企業提供還款金額，一定程度上催熱了民間金融的市場行情。在中小企業需要再找銀行借款時，“以存定貸”的方案又出台，此中所有的“存”毫無疑問也來自於民間借貸。
今年初，一位溫州企業主拿著抵押物證件，去當地一家銀行尋求貸款。該銀行人士告訴他，存款準備金多次上調，再加上銀行儲蓄增幅減緩，根據銀行“以存定貸”原則，該行如今已“無錢可貸”。“如今你隻有兩種選擇：要麼利率上浮100%，你依舊還是貸不到款；要麼你去拉存款，我們再給你貸款，利率可以低些，月息6厘。”
迫於無奈，該企業主找到方培林，讓他在規定時間裏拉到一定規模的存款，開出的條件是：月息4厘。這意味著，該企業主為這1000萬元存款，每月要額外支付4萬元的傭金。即便如此，月息1分左右的銀行貸款利息和額外傭金，對企業來說還是比較劃算，畢竟他能從銀行貸到款，且比月息5分以上的高利貸低很多。
於是，該企業主會根據存款期限、金額，預先向方培林支付這筆傭金。
由於所需資金量大，方培林又找到去儲戶那裏籌錢的下家，要求其在規定時間籌集多少資金，給出的條件是：月息3厘……
在事先約定下，下家拿著各儲戶的身份證，去企業主指定的銀行開戶……根據事先約定的利益分配，儲戶、下家、方培林都獲得回報……
“目前溫州至少有500億存款以此謀利。”方培林說，去年以來在信貸緊縮的情況下，這個依托銀行“以存定貸”原則，而衍生出來的大規模民間金融市場，自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在溫州出現。他說，最近每月經過他之手的銀行存款就高達四五億元。
同時，在2009年大批量放貸過程中，對於缺乏資產抵押的中小企業，浙江省地方政府與銀行聯合提出了“聯貸聯保”、“抱團取暖”的方案，即“一家企業向銀行貸款時，至少有3家企業提供擔保，如果企業是夫妻經營，則夫妻要相互擔保，這樣，一筆貸款可能就有9個擔保，而每個擔保人又可能是多個企業的股東。”
多家企業攜手共助一家企業，但反過來，一家企業出事也將連累殃及數家甚至數十家企業，這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效應。
20世紀90年代末，趙明通過溫州典型的民間信貸——親友借貸，湊足150萬元創辦了一家製造業企業。當時的民間信貸月息為2%，雖然遠高於同期銀行利率，但趙明仍對此充滿感激：因為在這筆資金的啟動下，工廠迅速步入正軌，兩年後便還清了原來的借貸。
在2008年的“聯貸聯保”活動中，趙明為當地的一家企業進行了銀行貸款擔保。2009年，趙明所擔保的這家公司破產倒閉，於是趙明因擔保責任而承擔起300餘萬元的債務。不得已的情況下，趙明又不得不轉身向民間信貸求助，才得以化解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