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士開與高湛這兩個浪蕩子，如同前世有緣，一拍即合，合則難分，形影難離。到後來，高湛的兄長齊顯祖文宣帝高洋對此實在看不下去，譴責高湛與和士開“戲狎過度”，不許高湛過多接近和士開，將和士開遠徙長城。但高湛不斷在文宣帝麵前為之求情，後又授和士開為京畿士弄曹參軍。
北齊皇建二年（公元561年），孝昭帝高演駕崩，高湛繼承大位，史稱武成帝。和士開長期企盼的日子終於來到了。 本來，高湛在繼位之前與和士開的關係已經火熱，即位之後，和士開對他更是“奸諂百端”，因而武成帝高湛視之如心腹，倚之如股肱，寵愛一日勝似一日。和士開得寵的程度，簡直是空前絕後的。高湛剛一即位，和士開便“累除侍中，加開府”。後來，高湛簡直到了一刻也離不開和士開的地步，“齊主外朝視事，或在內賞宴，須臾之間，不得不與士開相見，或累日不歸，一日數人；或放還之後，俄頃即追，未至之間，連倚督促”。對和士開的前後賞賜，更是“不可勝數”。
和士開之所以能夠得到武成帝高湛的如此寵愛，就是因為他能投其所好，讓對方從情感上徹底接納自己，甚至依賴自己，這樣他就有了更多的機會去接近貴人，在與貴人看似自然的交往中，給自己樹立了強有力的靠山。
要靠得穩，先行得正
人人都想給自己找到一個能夠遮風擋雨的堅實靠山，然而，要想靠得穩，得到貴人的信任和扶持，就首先要擺正自己的位置，盡職盡責地做好每一項工作。
房玄齡做了近二十年的宰相，其善始善終，尤為難得。而他與唐太宗李世民所結下的深厚情誼，也遠非普通的君臣之禮所能比擬。
李淵在太原起兵反隋之時，房玄齡正任隋朝的隰城（在今山西汾陽）尉。李淵派其子李世民（後來的唐太宗）帶兵去平定渭水以北地區，房玄齡經過分析比較，認為隋朝滅亡隻是遲早的事，而在諸支起義軍中，唯有李唐政權深明大義，極得民心，又能禮賢下士，將來必定能據有天下，於是，他就毅然拋棄了隋朝的官位，投奔了李世民。當時，李世民距他有八百裏之遙，他“杖策謁於軍門”，拜見了李世民。一談之下，大為投機，李世民即委以渭北道行台記室參軍的重要職務，把他當做重要謀士看待。
滅隋立唐之後，李世民因赫赫戰功而被封為秦王，又官居唐朝特設的“天策上將”，勢力很大。因為擔心發生禍亂，太子李建成便在唐高祖李淵的支持下與齊王李元吉聯合，共同迫害秦王李世民，企圖除掉他。一次，李建成請李世民赴宴，於酒中置毒，李世民飲後腹中暴痛，被送回家裏，嘔血數升才保住了性命。還有一次，李建成借陪父皇打獵的名義，特意為李世民準備了一匹烈馬，等到李世民騎馬追逐一頭麋鹿時，烈馬狂性發作，把李世民甩出了一丈多遠，差點兒摔死。後來，李建成又與李元吉密謀，準備在替李元吉出征餞行的宴會上殺死李世民。兄弟相殘已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房玄齡極力主張當斷則斷，先下手除掉李建成和李元吉。在房玄齡等人的極力促成下，李世民在秦王府召開了緊急軍事會議，決定在玄武門埋伏兵馬，趁李建成上朝之機殺死他。在“玄武門之變”中，李世民殺死了李建成和李元吉，自己當了太子，不久又當了皇帝。
貞觀四年（公元630年），即唐太宗李世民登基以後的第四年，房玄齡被提升為尚書左仆射，行宰相之職。
在任相職期間，房玄齡可謂至忠至勤，而且成績卓著，堪稱能相。史書上這樣稱讚他：“任總百司（總管政府中的各個衙門），虔恭夙夜（日日夜夜地謹慎虔誠地處理各類問題），盡力竭節，不欲一物失所（不讓一件事辦不妥當）。”
在選拔人才方麵，房玄齡十分謹慎。唐太宗曾經說過：“選用官吏是一件不可掉以輕心的事，用一君子，則許多君子就會慕名而來；若用一小人，許多小人也就會鑽營而至。”在這一點上，房玄齡對唐太宗極其讚賞。他知人善任，常向太宗推薦合適的人才，委以重任。太宗的太子李治的府中有一位太子右衛率（主管太子的保衛），名叫李大亮，房玄齡很看重他，說他為人耿直，有西漢忠臣王陵、周勃的氣節。不久，李大亮就被任命為房玄齡的副手。房玄齡在用人方麵，既不拘一格，又不求全責備，能夠揚其長而避其短。但如果一時找不到合適的人選，他也寧缺毋濫，決不做濫竽充數之舉。如管理財政申報開支的部門，很長時間沒有人選，但房玄齡認為這個部門關係到“天下利害”，是“民力所係”的地方，“寧虛其位，而不以與人”。他這樣做，有時會招致別人說閑話，評論他在授權方麵十分吝嗇。但他為了國家的利益，對於個人的聲譽，從不計較。
對於朝廷上的一些煩事，他幾乎事無巨細，一概過問，不僅定期審查吏治、司治的得失優劣，甚至連宮室的營癬武庫裏的存儲數目，他都要一一過問。史書說他“事無巨細，鹹當留意”，其認真負責的精神，著實令人感動。
在對李世民的進諫方麵，他也做得很突出，雖未能像魏征那樣屢屢犯顏直諫，也能坦陳己意。其實，魏征對他也是很佩服的，魏征曾經說過，在事必躬親、言無不盡方麵，自己不如房玄齡。一次，唐太宗忽然問周圍的大臣說：“自古以來，草創開國的皇帝，把皇位傳給了子孫，多出敗亂的原因何在呢？”房玄齡直言不諱地說：“那都是因為皇上寵愛子孫，而子孫生長深宮，自幼享慣富貴，不識人間情偽，不懂國家安危，不能磨煉才幹的緣故。”
唐太宗雖為一代明君，但也有過不少荒唐之舉，如對高麗發動戰爭，不僅給高麗人民帶來了災難，也給本國人民帶來慘重的損失。貞觀二十二年，唐太宗又要侵犯高麗，當時房玄齡已重病臥床，聽到這一消息後，立即上書太宗，並對兒子們說：“當今天下安靜，各得其所，唯有東征高麗，必會成為國家的大患。我雖不久人世，但知而不言，也會銜恨入土，死不瞑目。”太宗覽表以後，十分感動地說：“此人危篤至此，尚能憂我國家，實在是難得啊！”
貞觀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房玄齡病危，太宗派名醫為其醫治，每日供給禦膳，並親去探望，與他握手敘別，不勝悲痛。房玄齡死時，“太宗對之流涕”，足見君臣感情之深。
房玄齡看出李唐政權據有天下，是大勢所趨，便及早棄隋投唐，尋找自己的貴人和靠山。但他並沒有為了站穩腳跟去阿諛攀附，而是憑著自己的才幹和忠勤贏得了貴人的好感和信賴，並依靠貴人之力成就了自己的一番事業。
乾隆年間，也有一位大臣深得權貴的厚愛。他就是河南巡撫胡寶泉。在任官三十幾年期間，一直勤勤懇懇，“不辭勞瘁”，在他病危期間，乾隆皇帝極為關切，“屢賜慰問，頒參藥食品，兩遣侍衛偕太醫來視”。能和貴人的交情如此之深，關鍵在於他做好了該做的工作。
胡寶泉於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中舉人，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考授內閣，幼承家學，學識淵博。他自登仕之日起就以勤政自勉，把平時所學用於實踐。很快，他的才能被當時的軍機大臣鄂爾泰所發現，認為他“大能任事”。於是調任軍機章京，負責協助軍機大臣處理事務。由於胡寶泉勤苦自勵，很快便熟諳了軍機處的工作，而且“有問則應，據經史百家及直省地形、土俗、職官、兵製，因革利弊，言之鑿鑿。”
乾隆六年以後，胡寶泉幾次被派遣外出辦事，如到東北清查黑龍江、吉林開墾荒地，到直隸賑濟災民。十三年，又奉命從大學士傅恒征金川，他“日馳常三百餘裏，遇險則徒步，躡危崖斷棧，從者多不相及”，有時竟“三晝夜一食”。金川告捷，雖由傅恒指揮，但“讚畫機宜”，胡寶泉“勞績最著”。凱旋之後乾隆皇帝“親斟金卮賜公酒，海內榮之”。
乾隆十七年以後，胡寶泉始放外任。先是任山西巡撫，他“撫饑民，理冤獄，劾貪吏，整關隘堤防，諸政並舉”。後又調湖南、江西，清理兩地礦政，亦頗見成效。二十二年，胡寶泉調任河南巡撫。當時黃河屢屢決口，河南、山東、安徽被澇者六十餘州縣。朝廷派侍郎裘日修與胡寶泉共同調查治理水患。胡寶泉一到河南，就把治水當做己任。他奔波於全省各地，詳細了解情況，經常是“自忘其勞，每行必躬曆田間，問民疾苦。或境內有事輒夜半即行，途間買餅餌而食，所過傳舍不知有供億之煩也”。經過多方調查研究，他與裘日修呈上了治理黃河書，建議將河南境內四條幹河疏浚加寬加深，輔之以“截沙灣，塞決口，拓舊堤”，“分要工、次工、緩工，次第興修”。乾隆帝讚揚說：“寶泉不辭勞瘁，能體朕意，盡力調劑，以蘇窮民，甚可嘉也。”次年，諸工皆竣，乾隆帝親製《中州治河碑》，褒獎胡寶泉與裘日修“不惜工，不愛帑，不勞民”。
胡寶泉深知，治理水患，絕非一勞永逸之事，因此在取得初步成效後，繼續專心防患，他“督令州縣經理溝洫，每一州縣中開溝自十數道至百數十道，長自裏許至數十裏，寬自數尺至數丈，皆以足資蓄泄為度”。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他又建議對已建堤壩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得到了乾隆帝的批準。這年冬天，胡寶泉被調往江西。次年七月，黃河又於河南境內決口，乾隆帝再次將他調回河南。這時的胡寶泉年已68歲，但他不顧體弱多病，仍以治水為己任，全心撲在治河上。他上書建議將逼近決口處的賈魯、惠濟兩河增築堤堰，兩岸多挑渠港，同時建滾水壩，以導黃河水入兩河。乾隆帝稱讚他的辦法是事半功倍。
乾隆二十七年，正在胡寶泉專心治水的時候，由於長年奔波，積勞成疾，他終於病倒了，而且病情相當嚴重。乾隆帝聞訊，派專人去探望。這時，胡寶泉請來人向皇帝轉呈他的一個奏折。這是處於病危之際的胡寶泉上的最後一個奏折，這裏既沒有談自己的病，又沒有向皇帝提出任何個人要求，通篇所談，仍舊是他念念不忘的治水問題。他彙報了自二十三年河工告竣之後的各項水利工程，其中談到各州縣所開溝渠，應“每歲或春融，或農隙，隨時加浚寬深”。乾隆皇帝看到胡寶泉的病危諫言，大為感動，他敬佩這位老臣鞠躬盡瘁的精神，因此，急速賜藥派太醫，爭取搶救胡寶泉，同時，又將胡寶泉在河南各州縣開溝渠的做法令直隸總督仿行。
乾隆二十八年正月十八日，胡寶泉病故。乾隆帝“深軫惜”，特加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銜，賜祭葬。
依靠貴人能“靠”到這個份兒上，那也不是一般的功夫了。你首先得有才學，同時更得努力肯幹，讓貴人看到你的成績，你就自然被貴人記在了心裏，再想和貴人拉關係找靠山，那自然也就水到渠成了。
擇友就擇諍友
人的一生受到朋友的影響是相當大的，很多人因為朋友而成功，也有很多人因朋友而失敗，甚至因朋友而傾家蕩產，妻離子散。
害怕因擇友不慎而失敗，那不交朋友可以吧？
事情並不是那麼簡單，因為沒有朋友，也就差不多無路可走，寂寞一生了，即使你閉緊心扉，還是會有人來用力敲。當有人來敲你的心扉時，你應還是不應？應的話，可能那是個壞朋友；不應的話，可能失去一個好的朋友。
因此，你總是要麵對“交朋友”這個問題的。交到好的朋友，你可能會受益一生，得到無限的樂趣，至少不會受到傷害；而若交到壞的朋友，想不走入歧途、不倒黴是很難的。
千人千脾氣，萬人萬模樣。人有很多種，在對待朋友的態度上也有很多種類型，有每天說好話給你聽的；有看到你不對就批評、指責你的；有熱情如火、喜歡奉獻的；也有冷漠如冰、隻考慮個人利益的；有憨厚的；也有狡詐使壞的……
這麼多類型的朋友，好壞很難分辨，而當你發現他壞時，常常是來不及了，因此平時的交往經驗極為重要。
不過有一種類型的朋友肯定是值得交往的，那就是會批評、指責你的朋友。
和隻會說好話的朋友比起來，那些隻知道批評、指責你的朋友是令人討厭的，因為他說的都是你不喜歡聽的話，你把自認為得意的事跟他說，他偏偏潑你冷水；你把滿腹的理想、計劃對他說，他卻毫不留情地指出其中的問題；有時甚至不分青紅皂白地就把你做人做事的缺點數說一頓……反正，從他嘴裏聽不到一句好話，這種人要不讓人討厭也真難。
但是這種朋友，如果你放棄，那就太可惜了。
基本上，在社會做過事的人都會盡量不得罪人，因此多半是寧可說好聽的話讓人高興，也不說難聽話讓人討厭。說好聽話的人不一定都是“壞人”，但如果站在朋友的立場，隻說好聽話，就失去了做朋友的意義了；明明知道你有缺點而不去說，這算是什麼朋友呢？如果還進一步“讚揚”你的缺點，則更是別有居心了。這種朋友就算不害你，對你也沒有任何好處，大可不必浪費時間和這樣的人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