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在療養院住院的時候，我遺憾地發現，我的一個很近的親戚和我患的是同一種疾病——是這種疾病迫使我住院治療。在給這個親戚的信中，我建議他去看一個專家，一個知名教授，他正在對我進行治療，我對他的學術權威性非常滿意。但另一方麵我也有理由對他表示憎恨。原因是這樣的，前不久，我讓這個教授為我開一張證明，但被他拒絕了，這個證明對我來說很重要。我的這個親戚在給我的回信中指出了我的一個筆誤，我馬上就意識到出現這個筆誤的原因了，在我的信中有這樣的句子：‘因此，我建議你馬上去insult（侮辱）X教授。’”當然，我本來要用的詞是“consult”（谘詢）。我要指出的是，就我的拉丁語和法語的水平而言，即使疏忽也不會出現這樣的失誤。
18.寫作時的漏字自然也是筆誤的一種。塔納爾（Dattner，1911）報告了一個“曆史失誤”的有趣例子。在一次立法會議上，奧地利和匈牙利的代表在討論金融方麵的問題，兩個國家於1867年達成了“一致”。但在匈牙利語的譯文中，“實際的”這個詞被漏掉了，達納爾認為這個漏字現象似乎是可以理解的，這表明匈牙利國會法案的起草人對奧地利的一種潛意識的願望：通過這個失誤表明奧地利不可能有什麼發展。
我們也完全有理由認為，在書寫或抄寫的過程中對同一個單詞的重複——“經驗重複”（perseveration）——同樣也具有重要的意義。如果書寫的人重複寫了一個他已經寫過的詞，這說明，他不能輕易地擺脫這個詞，在這一點上，他應該多做些說明，但他卻忘記了這樣去做。在抄寫時出現的經驗重複的現象可以解釋為對這種說法——“我也如此”——的替代。在我麵前的一份材料上，作者長篇大論地闡述著自己的醫學觀點，在對一個重要的段落的抄寫的部分，我發現了一處經驗的重複，我對這個現象的解釋是這樣的：透過他的這種非人格的作用，這個抄寫者是在表明自己的觀點：“就是我的觀點”或“和我們的一樣”。
19.此外，我們有理由認為，有些失誤是排字工人的“筆誤”。我們也認為，在很大程度上，這種失誤都是由一定的動機所驅使的。我還沒有係統地收集過這方麵的例子，這方麵的工作也是重要和有趣的，對此我曾多次提到。瓊斯（1911b，第503~504頁）在分析誤排（misprint）方麵做出了不少貢獻。
這種失誤經常發生在電報上，這是電報員的筆誤。在一個夏日的假期裏，我收到了我的出版商的一封電報，電報的內容使我費解。它是這樣寫的：“Vorr te erhalten，Einladung X.dringend.”（校樣收到，急需邀請X）揭開這個謎底還需從提及的X這個名字開始，X是一本書的作者，我給這本書寫了一個序言（Einleitung），“前言”這個詞卻變成了“邀請”（Einladung）。同時，我想起來，幾天前，我給我的出版商寄去了另一本書的‘Vorrede’（說明），這次要告訴我的是這個東西收到了，其實際的內容應該是這樣的：“Vorrede erhalten，Einleitung X.dringend.”（說明收到，急需X的序言）。我們認為，這種結果是由於電報員的篡改引起的，應歸咎於其饑餓情結（hunger—complex）。在這個過程中，電報員將這兩個一半的句子緊密地聯係起來，而其意思並非發報人的本意，這是一個很好的說明“第二次翻版”的例子，這一點在很多夢中可以見到。
西爾伯勒（Herber Silberer，1922）討論過這種有“目的的誤排”現象。
20.很多時候，有些作者發現，這種有目的的誤排有時很難改正過來。如斯塔福（1914）寫過一篇題目為“通過誤排的政治庇護”的文章，我將他的一個說明摘錄如下：
“在今年3月25日的報紙上，我發現了一處政治誤排。這是一封來自阿基斯頓的電報，電報上說明了紮豐斯的一些看法，紮豐斯是阿爾巴尼亞的埃波魯斯叛黨的領導人（或者，也可以這麼說，他就是埃波魯斯獨立政府的主席）。上麵有這樣的句子：‘相信我：自治的埃波魯斯對威德王子很有利，他會因此失敗（‘sich sturzen’是一個誤排，應是‘sich sttitzen’，意思是：支持他自己）’。即使沒有這個至關重要的誤排，這個阿爾巴尼亞王子無疑也會明確，他接受埃波魯斯對他的支持，就意味著他的倒台。”
21.我自己最近讀到《維也納日報》上的一篇文章，題目是《羅馬尼亞統治下的布卡維尼亞》。這個標題似乎不太成熟，因為當時的羅馬尼亞並沒有將自己暴露給敵方。就文章的內容而言，這個單詞很明顯應該是“俄國”而非“羅馬尼亞”；然而，監督員一點也沒有對此感到驚奇，因此疏忽了這個失誤。
在一個著名的印刷廠——塔塵的卡爾·普羅奇卡印刷廠（原來是帝國和王室印刷廠）——印刷的一份傳單上，有一個排印失誤，在此，將此作為一個“政治”誤排是在所難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