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語
本書是弗洛伊德專門論述性問題的代表性著作。由“性變態”、“幼兒性欲”及“青春期的變化”三部分組成。該書不僅進一步堅持性的本能衝動是一切人類行為、成就及神經症產生的根本原因的觀點，而且對性變態的本質、表現、形成原因及人格心理性欲發展的過程和階段等問題均作了重點探討。它對於了解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的一大理論支柱——性學理論具有重要價值。
英文版編者導言
毋庸置疑，除了《釋夢》之外，《性學三論》也同樣是弗洛伊德對人類知識最富創造性和永恒性的貢獻。然而，在它剛出版之時，我們卻很難對它的影響做出準確的評價。這是因為，或許除《釋夢》之外，在20年間出版的各個版本中，弗洛伊德對它做了更為完善的修訂和補充。本版無論與以往的德文版，還是英文版相比，均有重大的差異。雖然它譯自1925年的德文第6版，即弗洛伊德生前的最後一版，但從內容上看，已與第1版大相徑庭。凡在以後版本中丟棄或作重大修訂的部分，作者或以腳注的形式予以說明，或附上原文，這樣可使讀者更清楚地明了原版的基本思想。
不過，令人驚奇的是，關於兒童的性理論及力比多性器欲前期性組織結構（pre—genital organization of the libido）的內容（均在第二篇中），直到初版10年後的1915年才加上。同一年在第三篇中增加了力比多理論，而生物化學的進展又使作者改寫了性的化學基礎部分，似乎是順理成章的。然而，更讓人驚奇的是，原文中的第一節（在此以腳注形式印出）卻表現了弗洛伊德的先見之明，他的觀點幾乎未有任何改變。
不管初版後增加了多少內容，作者的基本思想已在1905年甚至更早的時間就確定了。《弗利斯通信集》的出版（1950a），使我們有幸可以追溯作者思想的淵源，在此僅指出其事略大概。對性因素重要性的臨床觀察，起初在焦慮神經症和神經衰弱中，此後在精神神經症中，率先使弗洛伊德對性問題進行了一般性考察。在19世紀初期，他的觀點基本上是生理學和化學的，例如，在論述焦慮性神經症第一篇論文的第三部分中（1895b），他提出了性興奮及其釋放過程的神經生理學假設；幾乎與此同時，在他寫給弗利斯的信的原件中（G），他用圖對這一假設做了精彩的闡述（一年前弗洛伊德已提出這一想法，見原件D）。弗洛伊德關於性的化學基礎的觀點至少可追溯到這一時間（同樣可參考原件D，時間大約是1894年的春天）。就此而言，弗洛伊德非常感激弗利斯給他的建議，他在多處提到這一點，包括1895年夏天他所做的著名的伊爾瑪（Irma）注射之夢。同樣令弗洛伊德感激的還有弗利斯關於性錯亂的家族問題的論述，他是在1896年12月6日的信中（信52）提到這一點的，後來將該因素視為決定性的。雖然在這一因素的活動方麵，弗洛伊德的最後觀點與弗利斯不同，正是在這同一封信中，我們初次見到了性感帶（erotogenic zones）的提法（童年期對刺激的一種反應傾向，以後被壓製了），以及它與性變態的聯係。從這一年開始（1896年1月1日，原件K），我們可以發現弗洛伊德更側重從心理學角度去進行研究，出現了對壓抑力量的厭惡、羞怯及道德的討論。
到1896年，雖然弗洛伊德性理論的一些觀點已經形成，但其基本原理仍有待發現。從一開始，癔症的致病原因應追溯到童年期就值得懷疑，這可以在1893年布洛伊爾與弗洛伊德《緒言》開篇一節中看到。到了1895年（見《科學心理學設計》第二部分。它以給弗利斯的信的附錄形式印行），弗洛伊德關於癔症的充分解釋便以童年期性誘惑的精神創傷為基礎。但在1897年之前，童年期性活動不過被視為一種主導因素，僅僅在成人的進犯之下才會導致毀壞性結果，明顯的例子可從弗洛伊德關於癔病及強迫神經症病因的比較中找到：前者的病因源於童年期被動（passive）的性經驗，而後者則與主動（active）的性經驗有關。弗洛伊德在其《再論防禦性神經精神病》的文章中對此做了明確區分：對強迫神經症而言，主動性經驗必以被動性經驗為先導，於是童年期性活動的煽起終究還是外部幹擾的結果。直到1897年夏季，弗洛伊德才不得不放棄這種誘惑（seduction）理論，在9月21日寫給弗利斯的信中（信69），他提到了這一點。與此同時，他通過自我分析發現了俄狄浦斯情結（Oedipus complex）（見10月3日、15日的信70和71），這使他意識到，兒童早期正常的性衝動並不需要任何外部刺激。至此，弗洛伊德的性理論才告形成。
然而，經過許多年之後，弗洛伊德才完全證實了自己的發現。比如，在《性欲在神經症病因中的地位》（1898a）一文中，他就舉棋不定。一方麵，他認為兒童“具有各種心理性功能及許多肉體性功能”，因此，說他們的性生活開始於青春期顯然是錯誤的。但另一方麵，他又聲稱，“人類的器官組織及其進化會盡力避免童年期明顯的性活動”，因此，人類的性動機能量應貯存起來，直到青春期才予以釋放，這樣才能解釋為何童年的性經驗注定要致病。他進一步認為，由於這期間肉體及心理性器官都獲得了發展，故成熟過程中這種經驗的“後效”（after—effects）是重要的。甚至在《釋夢》（1900a）的第一版中，在第三章的結尾部分也有令人好奇的一段（標準版，第4卷，第130頁），“由於兒童對性欲望依然無知，故我們認為他們是非常幸福的”（在1911年的版本中，為這一段補充了一個更正性腳注）。毫無疑問，在該書的原稿中及其他地方（如第五章中關於俄狄浦斯的討論）仍有這樣的殘跡，即使在正常的兒童中，也清楚明了地存在著性欲望。顯然，到他對“杜拉”（Dora）的病史進行分析之時（1901年初），他關於性理論的主要思路已經確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