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幫”兩年來，各個領域的撥亂反正已經逐步展開，但在涉及指導思想方麵的根本問題上，幾乎都同“兩個凡是”的方針發生尖銳衝突。經過政治上批判和組織上清理，社會政治形勢逐步穩定。現實向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是繼續沿著“文化大革命”所實行的路線和政策前進，還是在總結新中國建立以來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開辟新的發展道路，迅速發展國民經濟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央當時的主要領導人華國鋒等一方麵在逐步謹慎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某些錯誤，一方麵在總體上還試圖繼續執行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路線和政策。特別是當時關於“兩個凡是”的提法，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影響了正常政治生活的恢複。這理所當然地受到廣大幹部群眾，特別是許多理論工作者和德高望重的革命老前輩的抵製和強烈反對。
中國社會發展處在了一個十分關鍵的時刻，兩種主張的激烈交鋒最終引發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一九七八年初夏，在胡耀邦的組織下，先於五月十日在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刊登了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重要文章，第二天《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的名義公開發表此文。文章重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基本原理，從理論上徹底否定了“兩個凡是”的錯誤觀點，揭開了催生新時期發展的大討論的序幕。
經過“文化大革命”前後十多年磨難的習仲勳，雖然對毛澤東充滿崇敬，但他仍然堅持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在解放思想與“兩個凡是”的交鋒中，義無反顧地堅定站在真理的一邊，是全國最早一批表態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主張的省級領導人。
《光明日報》五月十一日的文章發表後，《廣州日報》和《南方日報》分別於十二日和十三日予以轉載。對這篇文章，各方麵還存在著不同認識和意見分歧，有的認為文章非常好，切中時弊；有的則認為是“砍旗”，是反對毛澤東思想，由此逐步形成了全國性的大討論。在這種黨內思想極不統一的情況下，鄧小平於六月二日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發表長篇講話，堅決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討論。六月二十四日，《解放軍報》又發表《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的文章，從理論上回答了對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種種責難和疑問，堪稱是《實踐標準》一文的姊妹篇。
習仲勳以政治家的敏銳目光，深刻地認識到這場討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密切關注著全國關於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進展情況。六月三十日，習仲勳在中共廣東省委四屆一次常委擴大會議的總結講話中，強調指出：“最近報紙上有些文章要好好地讀，如《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等。理論要與實踐結合起來，理論要指導實踐，實踐反過來又豐富這個理論，離開實踐，理論一文不值。馬列讀得多，但不同實踐結合，那有什麼用處呢？”
習仲勳說的確實如此，理論同實踐相結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本來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常識，是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都早已論述清楚了的問題。但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左”的思想盛行，使這一不成問題的問題卻成了當時關係全局發展的重大問題，不認真對待，正確解決，許多事情都無法繼續向前邁進。當時正在召開的廣東省教育工作會議，就遇到了這種情況。
六月底七月初，廣東省教育工作會議在廣州舉行。會議批判教育戰線上“左”的錯誤，就海南“屯昌教育革命經驗”展開了激烈爭論。這個從一九七四年開始在廣東省推廣的教育革命經驗，自覺不自覺地貫徹“左”的錯誤，提出要學生“讀書務農”，要“把學校辦成農業學大寨的先進單位”，歪曲了學校的性質和任務。尤其是提出“一批二幹出人才”的錯誤觀點，所謂“批”就是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路線，“幹”就是大辦農場、搞勞動，其實質是以“兩個估計”為出發點，曲解毛澤東關於主學與兼學的關係，與黨曆來提倡的教育方針是相悖的。如果按照“兩個凡是”的觀點，經毛澤東圈閱過的，由“四人幫”炮製的“兩個估計”就無法改變，屯昌經驗仍然隻能說是“正確”的。
會上兩種意見爭執不下。七月四日，習仲勳出席會議並講話。他客觀分析了“屯昌教育經驗”，指出這是“左”的錯誤思想的產物，同時認為“屯昌經驗”與“四人幫”搞的“朝農經驗”不同，不能說是黑樣板，但其實質是以“兩個估計”為出發點的，所以是錯誤的。不是說今後學校一點勞動都不搞，必要的時候也要到農村、工廠去勞動，但不能把學校搞成農場，搞成生產隊。那樣，學生的文化基礎知識就學不好，就會影響人才的培養，這不符合毛主席的教育方針。他明確指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從推廣屯昌經驗的後果來看，也是不好的”，“屯昌教育革命經驗是省委總結、推廣的，責任在省委，不在屯昌的同誌。”習仲勳一切從實際出發，既分清是非、又主動承擔責任的做法，有力地推動了廣東省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