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習仲勳的領導下，廣東省對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逐步由理論界擴大到地、市、縣領導機關。各級領導班子結合整風，聯係如何把農業搞上去的問題，把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同肅清林彪、“四人幫”極左路線的流毒和總結經驗教訓結合起來，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習仲勳不久後指出：“我們在這方麵表態早點，不但表態，而且組織大家討論，不僅省委討論、省委常委討論，而且下麵的幹部、群眾也參加討論。”這樣，廣東就較好地打破了“兩個凡是”的禁錮，出現了思想比較活躍的局麵。
中共中山縣委十月份召開了兩天真理標準問題的學習討論會，縣委常委和部、委、辦、公社、鎮黨委的六十餘位負責人參加。縣委常委帶頭發言，與會者思想活躍。會後，這種討論會很快推廣到公社及生產大隊，到一九七九年二月，全縣共開各種討論會五百九十八次，有近六萬人參加。通過討論，幹部解放了思想，不但加快了平反冤假錯案和落實幹部政策的步伐，更重要的是衝破了“以階級鬥爭為綱”、“以糧為綱”的框框，從實際出發發展生產，大膽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同時，還為六十多個被批判的所謂“暴發戶”、“莊園主”和“黑旗手”平了反，支持了一部分人在辛勤勞動的基礎上先富起來。當時，像中山這樣的例子在廣東還有很多。
當然，學習討論的發展也不完全平衡。由於“兩個凡是”的思想束縛，少數人對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還存在一些不同看法和模糊認識，甚至有抵觸情緒。也有些單位對這個討論的重要性認識不足，認為與己無關，沒有用處。
一九七九年春，習仲勳在傳達貫徹四月中央工作會議精神時，針對這種情況明確提出：“關於真理標準問題討論，許多地方還要補上這一課。”各級黨委特別是各級領導幹部，要加深對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的理解，自覺地、堅決地執行黨的政治路線；不僅領導機關要搞，基層也要搞，討論一定要結合實際，不要泛泛而談，才能討論得生動、深入，真正有所收獲。他還指示《南方日報》、《廣州日報》和《海南日報》等黨報，連續發表評論員文章或社論，闡述開展真理標準問題討論補課的必要性和重要意義。他反複強調，一定要堅持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不管誰說的，不管是什麼本本，不符合實際的都不能照搬。一定要敢於突破“兩個凡是”的禁區，這樣，我們才能敢於獨立思考，開動腦筋，開動機器，思想才能活躍起來，敢想、敢說、敢做，才能生氣勃勃。
這次真理標準討論補課活動，取得了很好成效。習仲勳還領導廣東省委把這一活動引入到全省的工業交通增產節約工作和全省農田基本建設等會議中，要求以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觀點，端正思想路線，解放思想，落實各項經濟政策，促進經濟發展。他進一步指出：“解放思想必須和深入實踐統一起來，在解放思想過程中，必然會出現各種各樣的思想和意見。究竟誰的對，誰的不對，光在機關、會議上爭論，是不能真正統一起來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應該到實踐中去調查研究，到群眾中去聽取意見，在實踐中辨明是非，統一認識。”這場學習討論和補課極大地促進了廣東的改革開放。習仲勳後來說：“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促進了我們解放思想，打破禁區，解決了思想僵化、半僵化的問題”，“使我們各項工作重新走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軌道。這是一場意義極為深遠的思想解放運動。它對於我們端正思想路線，恢複和發揚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係實際和群眾路線的優良作風，對於促進各條戰線的撥亂反正，實現工作著重點的轉移，加快四個現代化建設的步伐，起著巨大的推動作用”。
王全國等廣東省委領導人，對習仲勳當年領導廣東開展關於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印象十分深刻。他們回憶說，以習仲勳為班長的廣東省委積極參與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促進了正在困惑、反思的廣東幹部群眾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地思考中國的問題、廣東的問題。廣東省經過開展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使廣大幹部群眾擺脫了“左”的錯誤思想的束縛，解放了思想，分清了路線是非，端正了思想路線，有力地推動了廣東各條戰線的撥亂反正，從而為實現黨的工作著重點的轉移，改革開放先走一步，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