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習仲勳和中共廣東省委一班人深入基層，實事求是，解放思想，認真總結建國以來特別是半年來謀劃廣東新發展的實踐，深深感到現行的經濟管理體製和管理方法嚴重束縛著生產力的發展，認為要在二十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就必須進行經濟體製改革。為此，在一九七九年四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習仲勳代表中共廣東省委向中央提出了“要權”進而“先走一步”的要求。中央這時正在考慮實施對外開放的戰略，廣東的這一建議和要求與中央不謀而合。中央同意廣東、福建在對外經濟活動中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並試辦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經濟特區，實行同內地不同的政策，在全國最先邁開了改革開放的重要一步，對我國實現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轉變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發揮了重要作用。
中共廣東省委在一九七九年二月派出八個調查組深入調查之後，開始了農村體製改革，同時也形成了新的認識：在改革開放中要先走一步，必須發揮毗鄰港澳的優勢。
實際上，中共中央、國務院在這方麵已經做了很多工作。從一九七七年下半年製定國民經濟發展綱要開始，中央就考慮如何衝破閉關自守或半閉關自守的狀態，逐步進入國際市場，以加速國內經濟的發展。一九七八年春夏，中央先後派出三個考察組去境外考察。其中一個是由國家計委和外貿部組成的經濟貿易考察組，在香港和澳門的工廠、農場、港口、建築工地、農產品市場及一些商店實地考察，探求與內地特別是廣東合作發展的可能性。考察組回到廣州後，向習仲勳等廣東黨政領導人介紹考察情況，建議廣東把寶安、珠海兩縣改為兩個省轄市，派出得力幹部，加強領導力量，使農業從“以糧食為主”逐步轉到“以經營出口副食品為主”，積極發展建築材料工業和加工工業，開辟遊覽區，辦好商業、服務業和文化娛樂場所等。考察組介紹的情況和建議，與廣東省領導的想法產生了共鳴。
習仲勳等廣東省領導人由此進一步打開思路，向考察組提出了在毗鄰港澳的地方建立試驗區的大膽建議。之後，廣東省開始積極收集對外開放可供借鑒的資料並加以研究，重點研究了亞洲“四小龍”經濟騰飛的經驗，準備借鑒他們的做法，放手大幹。
國家計委和外貿部考察組回京後，向中央提交了《港澳經濟考察報告》，提出借鑒港澳經驗，把廣東寶安、珠海劃為出口基地，力爭經過三五年努力，建設成具有相當水平的對外生產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同胞的遊覽區。六月三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主要領導人華國鋒等聽取考察組彙報後，肯定了這一建議，指示：“總的同意”，“說幹就幹，把它辦起來”。
習仲勳和中共廣東省委迅速落實中央領導的指示，由此開始了創辦經濟特區的曆程。為了開拓各級領導幹部的視野，習仲勳主持召開省委常委會議，專門聽取省委常委王全國參加由穀牧率領的國務院考察團出訪西歐五國的情況彙報，並在中山紀念堂召開幹部大會，向廣東省、廣州市處以上幹部傳達，使大家受到強烈震撼，思想豁然開朗。“有些同誌說，隻要改革國家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管理體製，充分發揮地方和企業的積極性，利用廣東沿海的有利條件，廣東的現代化建設一定可以高速度前進。”
六月二十日晚，習仲勳主持召開省委常委會議，研究關於迅速開展對外加工裝配業務和寶安、珠海兩縣建設問題。省委常委會議討論落實華國鋒、鄧小平和李先念在中央政治局討論《今後八年發展對外貿易、增加外彙收入的規劃要點》時的指示和中央政治局聽取赴日本經濟代表團、赴港澳經濟貿易考察組彙報時的指示，一致認為，黨中央對廣東十分關心，給予了很大支持，我們必須認真貫徹，抓緊落實，切實搞好對外加工裝配業務和寶安、珠海兩縣的建設，決不辜負黨中央的殷切希望。決定組織一個班子，在省委和地委統一領導下，研究製定這兩個縣建設的規劃。會議責成省委常委、省革委會副主任李建安負責，主持召集省級有關單位研究，提出加強這兩縣建設的方案。
李建安雷厲風行，第二天下午就與省革委會副主任黃靜波一起召集省直有關部門負責人，研究如何抓好寶安、珠海兩個邊防縣建設和外貿出口問題。六月二十三日，兩人聯名向省委寫出《關於搞好寶安、珠海邊防縣建設和外貿出口的意見》，提出了組織領導、機構設置、建立農副產品出口基地、進出口物資、工業交通建設、來料加工、引進生產線、搞好城鎮建設和發展旅遊業等問題的意見，初步勾畫出兩縣發展的雛形。習仲勳和省委基本同意他們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