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陰荏苒，近八個月的學習時間很快就過去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決定送我們到俄國去。那時去俄國很不容易，要通過很多關卡，冒很大風險，稍有不慎，就會被捕。甚至可能招來殺身之禍。為了縮小目標，我們采取分批行動，每個人都化了裝，做好了對付各道關卡檢查的準備。我們這一批走的十多人中，有我們從湖南一起來的六個人，還有劉少奇、彭述之、卜士奇、羅覺、吳芳、謝文錦、廖化平、蔣光慈等。
大概是初春時節，我們從吳淞港登上輪船，離開了上海，離開了我們的祖國。對遠涉重洋的重重困難，我們考慮得不多，真有一股“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勁頭。那時“俄國”是希望和光明的象征，對我們的吸引力太大了。推翻了舊世界，建立了工農政府，沒有剝削，沒有壓迫……這些在書本中、課堂上讀到、聽到的嶄新的世界，就要展現在我們麵前。一想到這些，我們都抑製不住內心的興奮。正如弼時同誌臨行前給他家的信中寫的：“人生原出謀幸福，冒險奮勇男兒事。況現今社會存亡生死，亦全賴我輩青年。將來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樂，此以我輩青年人的希望和責任，達此便算成功。”那時我們就是懷著這樣的救國救民的革命抱負，踏上赴俄學習的漫長旅途的。
船在海上顛簸了幾天，到了日本長崎。在長崎休息了一天，繼續開往海參崴。越走越冷，到了海參崴，到處是一片冰天雪地。我們這些南方娃娃，誰也沒有見過這麼冷的天，大家都沒有足以禦寒的衣服，十幾個人擠在一家中國旅館裏，凍得幾乎出不去門。少奇、羅覺、吳芳是我們的負責人，他們按照預定的暗號與海參崴大學的教授伊萬諾夫接上了頭，他是第三國際派在這裏進行秘密工作的。以後的行程都由他們安排了。那時海參崴是白區，亂得很，有白俄，有日本人，也有不少中國人，張作霖的總領事館也設在那裏。張作霖的總領事館對我們很注意，不知他們通過什麼渠道了解了我們的來曆並把每個人的姓名都搞去了，誤認為我們是孫中山派去俄國的代表，抓去了我們幾個人審問。被抓的有劉少奇、吳芳等同誌。審問時，戒備森嚴、殺氣騰騰，兩邊站的都是刀槍手，就像唱京戲那樣。領事館的人問少奇是幹什麼的？少奇同誌沉著回答，“做裁縫的。”當時南方人跑到北方來有很多是做裁縫、理發等手藝活的。少奇同誌是湖南人，講話他們也聽不太懂。不管怎麼問，少奇他們隻講是學手藝的。審問沒有結果，威脅了一番，就把少奇、吳芳等放了回來。少奇等同誌回來後，講述了審問的情景，我們對他那機智勇敢、臨危不懼的精神很欽佩。總領事館雖然放了我們，但並不死心，通知他們駐伯力的領事館注意我們。但是伯力已是蘇聯紅軍管轄之地，等我們到了伯力後，好比魚歸大海，他們也就奈何不了我們了。
從海參崴到伯力，有一條伊曼河，那是紅白交界處，河南邊是白區，河北就是紅區。為了順利通過，我們十多個人分成若幹小組。有的白天走，有的晚上走，有的由俄國人帶著走，說好了在伯力某處彙合。我和弼時同誌兩人一組，我們一個扮作裁縫，一個扮作理發工人，路上裝著互不相識，一前一後走著，誰也不理誰。過伊曼河紅白交界處時，有日本人和白匪設卡，盤查嚴得很。當時海參崴發生鼠疫，過往的行人都要檢疫，他們先給我們量體溫，我的體溫正常，查來查去查不出什麼名堂，隻好把我放了，弼時當時可能有點感冒，體溫稍高一些，結果以鼠疫患者的嫌疑被扣下了。我很著急，卻又無法幫助他，隻好隻身一人繼續往伯力方向走。一邊走，一邊暗暗為他祈禱，盼望他能脫險趕上隊伍。少奇、蔣光慈他們也都陸陸續續地過來了。蔣光慈過了橋以後，還以為是白俄地區，躲躲閃閃的，結果被紅軍當壞人抓住了，一問情況才知道是誤會，把他放了。在伯力彙合後，我憂心重重地告訴少奇他們弼時同誌被扣的情況，大家都很著急。過了兩天，弼時同誌一人趕到伯力，突然出現在我們麵前，我高興地一把抓住他，連連問他怎麼脫險的？弼時同誌告訴我們，日本人和白匪盤問他，他隻說自己是工人，要到俄國去謀生，他們問不出別的，又給他量體溫，這次弼時同誌在腋下夾體溫計時，將體溫計的水銀部分漏在外邊，這下體溫正常了，他們隻好把他放了。弼時同誌所表現出的堅毅的革命精神和鎮靜機智的品德，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這是我們遇到的第一次險情。這對於一個革命者來說，原不算是什麼稀奇的事，但那時對我們這些剛剛走上革命道路的十七八歲的青年，卻是一次不小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