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的學習空氣之濃是空前的。無論是幹部，還是戰士，無論是一般幹部還是黨的高級幹部，都是如饑似渴、孜孜以求，學習馬列主義理論，學習軍事理論，學習文化知識。後來人們稱延安是革命的熔爐，革命的搖籃，革命的聖地，都不言過其實。正是在延安這塊紅色的土地上，在這種空前的學習運動中，一大批樸素的戰士受到了革命理論的熏陶，提高了馬列主義水平，成長為自覺的戰士，成長為革命戰爭的棟梁之材。延安的學習不僅使我終生難忘，而且使我受益終生。因而我想就自己的親身感受，再談一談延安的學習。
使我首先難以忘懷的是毛澤東同誌。他是延安學習的倡導者，也是延安時期學習的表率。1937年3月我到延安就任軍委參謀長，我們的總參謀部與毛澤東、朱德同誌等都住在延安城北鳳凰山麓一個吳家地主的院子裏。我們與毛澤東同誌隻有一牆之隔，親眼目睹了他研究革命理論的情景。那時候的延安，是全國的抗日中心，毛澤東同誌運籌帷幄，日理萬機，掌握全國的形勢，指揮著千軍萬馬，工作十分繁忙。為了正確指導這場偉大的民族戰爭，毛澤東同誌分秒必爭地學習，進行了艱苦的理論研究。在他的辦公室裏到處都堆放著書，就是寢室的布置也別具一格——床頭上總是放置著一個大型書架。他窯洞裏的燈光，經常是通宵達旦地亮著。我每每去請示彙報工作，十有八九是碰見他在看書或是在寫作。《實踐論》、《矛盾論》、《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這些指導中國革命的偉大理論著作，就產生於延安這平凡的窯洞中，產生於昏黃的美孚油燈下。毛澤東同誌非常虛心聽取別人的意見，特別喜歡找各方麵的專家來交談。他研究哲學問題的時候，就經常找艾思奇同誌來，一起探討有關問題，請艾思奇做自己的哲學顧問。有從前方回來的同誌，毛主席特別注意與他們交談，總結革命戰爭的經驗。延安時期是毛澤東思想發展成熟的時期。毛澤東同誌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運用自如，因而指導中國的革命實踐有高屋建瓴之氣勢。他是那樣的博學多聞，又是那樣的永不滿足。隻要是他沒有看過的書，他都要找來看。記得有一次，賀子珍同誌到我家玩，看到我保存了幾本軍事書籍，就回去告訴了毛主席。一天，毛主席踱著方步來到了我的窯洞，對我說，聽說你這兒藏了“寶貝”，給我看看怎麼樣？我一時愕然，不知主席指的是什麼？當他說出是我的《戰役問題》和《戰鬥條令》兩本軍事書時，我當時還真有些舍不得給他。這兩本書是我在中央蘇區時收集的。長征那樣艱苦，過封鎖線、爬雪山、過草地，幾次輕裝都沒舍得丟掉，一直背到延安。在建立留守兵團期間，延安的軍事書籍極缺，這兩本書更成了我的“家珍”。毛主席看著我那十分不情願的樣子，又說，他借去看看，看完後一定還給我。這兩本書就這樣“借”給了毛主席，以後毛主席也沒有“還”我。現在想起來，還為自己當年的“小氣”感到好笑。那也是延安的艱苦條件造成的，那時要想在邊區搞到這些書，真可謂“難於上青天”啊。
1938年，毛澤東同誌在醞釀寫作《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這一著名的軍事著作時，曾把我和羅瑞卿、劉亞樓、郭化若等同誌找去，和我們交談這一軍事理論問題。他提出為什麼要把遊擊戰爭提到戰略的位置，怎樣指導遊擊戰爭，以及防禦中的進攻戰，持久戰中的速決戰，內線中的外線作戰等等問題，要我們各抒己見，像老師考學生似的，一個人一個人的回答問題。我記得當時毛主席主要問我遊擊戰爭應當采取什麼樣的指揮要領。我回答說，就是要在軍事上想方設法使自己處於主動的地位，因而要堅決地采取主動的進攻方略，要善於集中兵力，靈活地、有計劃地運用兵力。毛主席對我的“集中兵力”的觀點有些異議，他認為我的這個“集中兵力”的觀點講得不夠明確。在當前敵強我弱的抗日戰爭中，在戰略上，我們強調以分散的遊擊戰爭為主，而不是集中兵力的大兵團作戰。集中兵力的提法，隻用在戰役戰鬥上，相對集中數倍於敵人的兵力，達到殲滅戰的目的。對我的其他幾個觀點，則很感興趣，表示讚同。談完以後，毛主席給我們每人出了個題目，要我們每人回去寫一篇文章給他。對我則囑之將談的幾個觀點寫出來。我回去以後，進一步學習了軍事理論，對毛主席的軍事思想進行了認真思索，還與參謀處的幾位同誌進行了研究，寫了一個《遊擊戰爭指導要領》的提綱。在“指導的基本原則”部分裏，我寫了當著敵人向遊擊區域或有抗日政權的區域進攻時，采取被動的單純防禦，分兵把口，以至被敵人各個擊破，這些都是遊擊戰爭指揮者的戒條。而要采取積極進攻的方略，集中主力消滅與削弱敵人，或行動於敵人戰略要害上給敵以致命的打擊，以這樣進攻的方略來爭取主動的地位。我還寫了兵力的靈活運用，是轉變敵我形勢，變被動為主動的重要手段。好像漁人打魚一樣，既要散得開，又要收得攏。另外還寫了要有計劃性的問題。這篇文章送給毛主席以後，他認為還不錯，讓我在抗大、魯藝講這堂課。後來，這三個觀點被毛主席部分地采用了。這一年，在延安召開的抗日戰爭研究會上，毛主席又做了《論持久戰》的著名演講。這兩篇著作，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分析了中日戰爭雙方的特點，係統地回答了抗日戰爭為什麼是持久戰，為什麼最後勝利一定是中國的，和為什麼要采取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從理論上進一步批判了“亡國論”、“速勝論”。根據這一理論，毛主席科學地預見了抗日戰爭必須經過三個階段，戰略退卻，戰略相持和戰略反攻，也就是敵人由優勢到平衡到劣勢，我們由劣勢到平衡到優勢的轉變，最後敵敗我勝。毛主席這一光輝思想，當時在延安引起很大反響，我們都很敬佩毛主席這一科學的理論分析。大家從實踐的基礎上上升到係統的理論高度，真有頓開茅塞之感。這一理論，科學地揭示了抗日戰爭的發展規律，從理論上武裝了全黨的頭腦，從而指導了抗日戰爭的勝利，意義是十分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