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的家書很多，現存寫給子女們的信大約有四百封，單獨寫給夫人李端蕙（字蕙仙）的也有將近十封，甚至二弟啟勳也保存了二百二十多通兄長的手劄（不包括寫與他人者）。由此推想，梁父寶瑛先生應該收到過不少來自長子的請安信。而就目前所見，情況殊出意外。2012年12月由匡時公司拍賣的“南長街54號梁氏檔案”中夾帶的四信，或許是僅存於世的梁啟超稟父書，卻屬於永遠無法寄達的郵件。
一、民國前的父子離合
一般而言，除非有特別的用意，書信總是由於分別才產生，因此有必要先追溯一下梁啟超與父親的離合情況。早年的遊學廣州、赴京參加考試或逗留，離家雖也曾長達八月之久，但那段時期，梁啟超仍以鄉居為歸宿。1895年以後，梁啟超開始奔走國事，生活重心也隨之發生轉移。1896年在上海主筆《時務報》，1897年在長沙出任時務學堂中文總教習，直至1898年在京城參與戊戌變法，梁啟超此時與父親已是聚少離多。最大的轉折出現在1898年9月21日的政變發生，梁啟超隨後的逃亡日本，才使父子間的見麵真正成為難事。
曾經少年得意、前途無量的才俊，驟然變成清廷的通緝犯，且避難異國，歸期難測，梁啟超流亡之初，在父子雙方的心理上應該都會感覺十分沉重。盡管梁老先生已經迅速脫離險境，移居澳門，但當年10月29日、11月19日接連寫與夫人的信中，梁啟超一直念念不忘：“大人遭此變驚，必增抑鬱，惟賴卿善為慰解，代我曲盡子職而已。”“大人當此失意之時，煩惱定不知幾多，近日何如？不至生病乎？”[647]對父親心情與身體的擔心溢於言表。此時梁啟超也有寫給父親的“安稟”[648]，所表露的應是同一心事。
因自己的政治活動而牽累父親，這一份內心的歉仄，在1899年底出遊夏威夷，於遠洋輪上所寫的《壯別二十六首》中有過充分的表達。“呈別家大人一首”詩作：
罪屈家為累，恩深報苦遲。十年慚虎變，兩月補烏私。
為懍懸弧訓，更勞陟岵思。牽衣日追從，最憶是兒時。
詩注雲：“餘十年以來，浪跡中原，侍養久缺。去年之變，累及家屬，遁跡澳門。今年九月，家大人東來撫視餘，居兩月，複拜別。”[649]盡管對朝廷所加罪名，梁啟超以為冤屈，對於父親的負疚感卻絲毫未減。
此後，在梁啟超流亡日本的十餘年間，其父或居香港、澳門，或來日本，梁亦曾往探親、祝壽。這樣的長期分別已成為生活的常態，故一旦相聚，如1904年3、4月間，梁啟超曾到澳門逗留十日，寫信與其弟啟勳，便一再稱說“日與大人歡言，甚樂也”、“為大人預祝壽辰，極一時之樂”[650]。父子間的書信也往複不斷，隻是留存下來的隻有梁父的示子書。
二、民國初年梁啟超的顧慮
終於等到辛亥革命爆發，清帝退位，民國建立，梁啟超也於次年10月結束亡命生涯，榮歸故國。
而此時重返國內政治舞台的梁啟超，已與出亡前多半被視為康有為門徒的資望大為不同。其自我期待亦極高，與女兒思順信中，便直以“吾之一身漸為全國政治之中心點”相許。相應的安家之處，也會有“不能不常居於政治中心點之地”的考量。“歸粵”既不可能，由此便發生了苦盡甘來之後，如何安置父親的問題，這實在讓梁啟超很覺棘手。他選擇的辦法是，寫信給尚留日本讀書、最得其鍾愛與倚重的長女思順，請其就近向彼時同居一處的祖父轉達，以“婉勸決定”[651]。因而，這封寫於1912年12月1日的長信由於坦誠披露此段心曲，很值得關注。
在家書的開頭，梁啟超先已表明，“祖父年高，非迎養在此，則一日不能即安”。可見，接來父親，一起居住京、津間是大前提。在此之下，梁啟超考慮的是，“迎養為承歡也，必祖父常能歡愉，然後茲願始遂”。那麼，怎樣才能讓父親歡愉呢？梁啟超認為，最重要的是，不能讓其父獨自前來。從父親一方設想，一人在此，必“常懸念鄉中諸幼，心常不適”；更嚴重的是，“在此間極寂寞，必至生悶”。而其所以會感覺寂寞、氣悶，則是因梁啟超極忙，現在“尚未入黨，尚未當國”，已是“每夜非至三四點鍾，諸事不能辦了”，以後之忙碌又當“視今日更加幾倍”。故梁啟超預料，“吾決無能日日陪侍祖父閑談之餘暇”，甚至連二弟啟勳亦“為我身邊刻不可離之人，每日代我會客、辦事、出納金錢、管理寓中諸務，亦無一刻暇”，自然也無法全力照顧父親。其他身邊的親屬大抵均如此。而“諸人各幹各事，祖父到來，終日少人陪侍，必生惱怒”。不但達不到孝養的目的，亦會牽連梁啟超本人“精神無片刻能安，亦必至一事不能辦而已”。這對於自認“欲不辦事，天下人安能許我”[652]的梁啟超來說，如何能夠承受？